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決定社會秩序。今天我們已經快步進入了人工智能社會，這對我們的社會治理構成了新的挑戰。
在任何社會，培植中產階級都是一個困難的事情。但政策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從政策的角度來透視中國中產階級弱小的情況，很容易發現，政策失誤和執行不力是兩個重要的根源。
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穩定與發展需要政府主動地去保護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規制資本運作，同時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既要節制私人資本，也要節制國有資本，目的是實現均衡發展。
東亞社會過往既擁抱了西方技術的現代化，也能夠糾正西方式現代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但現在，西方世界提供着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大部分「餵料」，東亞公共政策研究者能否能夠像從前一樣，堅持東亞思維思想，是一大挑戰。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啟了構建基於自己實踐經驗之上的自主知識體系，體系正在對國際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為他國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
中國學者若期望從事可以獲得諾獎的研究，那麼中國學界必然要歷經改革，去帽子、去級別、去行政化，處理好有組織科研和個性之間的平衡等──這又與中國功利主義的教育與文化土壤有關。如果這些不能得到有效的改革，那麼通往諾獎的道路依然會是很遙遠的。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已成熟，中國學者應當是諾獎收穫的季節。但是在一些人看來，中國學者不僅沒有獲得這一獎項，反而與這一獎項漸行漸遠了。
自從美國進入世界體系之後，一直以各種形式在世界範圍內擴張，其利益已經深度嵌入各個區域秩序，成為這些區域秩序的內在一部分。特朗普今致力執行退出政策，使國際秩序陷入混亂。
特朗普將「國防部」改為「戰爭部」，更出席集結美軍高級將領的軍事集會，宣稱要國內某些危險城市作軍隊、國民兵的訓練場。美國新聞網站AXIOS直言，特朗普向將軍們傳遞出的信息簡單明瞭：要麼做好準備在一支MAGA化的軍隊中迎接一場內部戰爭，要麼起身走人。
政黨政治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礎，也是美國式民主的基石。但今天，美國的政黨制度已經被高度「特朗普化」。他先是把共和黨改造成為「特朗普共和黨」，再通過民粹主義的方法，把傳統的共和黨人排擠出去。
當協調國與國之間的規則不發生作用時，戰爭便是最後的手段。而今天，幾乎所有傳統規則要不已經解體了，要不處於解體過程之中──這就是衝突和戰爭變得那麼頻繁的原因。
特朗普以往在討論俄烏戰爭問題的會議中，都沒有探討雙方如何停戰。儘管歐洲領袖要求先停戰、後談判，但對普京來說，俄羅斯是否停戰就取決於俄羅斯和其他各方能夠達成一個什麼樣的和平協議。
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的關係猶如回到了19世紀，對各國領導人來說，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大國的指標就是贏得戰場的勝利。當各國領導人都抱有這種心態的時候，他們的決策就會更傾向於戰爭。所以，對全世界各國人民來說，今天的問題不僅僅是俄烏戰爭會以什麽方式結束，而是這場戰爭是否會升級而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特朗普的努力真的能夠促成世界和平嗎？美國真的可以用特朗普方式繼續成為這個國家所認知的推動世界和平的角色嗎？以特朗普方式所獲得的和平是可持久嗎？
在中國品牌快被內卷淹沒的現在，中國品牌的革新迫在眉睫。政府應調整監管機制、培養企業家精神與中產文化，方能打造真正優質的中國品牌。
AI時代網絡平台與網購的興起，讓中國品牌面臨雙重挑戰：生產端變得愈來愈內卷；消費端為低質商品買單。一個嚴酷的事實是，我們一方面在創造品牌，另一方面則在破壞品牌。
如果把中國置於西方視角的中間，以世俗和宗教兩個角度看中國，便不難發現，為什麼中國對西方而言，僅是「局外人」。
特朗普與普京會晤商議俄烏戰爭問題，引發國際波動。各國反應不一，呈現背後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要理解中國在這場國際政治遊戲的定位，還需從西方的國際關係和外交實踐方式切入。
現代社會，儘管人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權利、科技與文明，今天愈來愈多的社會現象卻反映存在主義危機已悄然來臨。要解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的矛盾，我們必須打破認知牢籠與回歸原點，避免人類遭自身創造物奴役。
特朗普為實現他心目中的美國構想，而推行《大而美》法案。拋開法案的合理性，特朗普《大而美》構想的落實依然面臨許多問題，這場酷似列根革命2.0版的特朗普革命，真的能成功嗎？
《大而美》法案的背後是特朗普所推行的一場美國保衛戰，捍衛其「強大、富有」的白人文化主體，重塑美國社會分配格局。儘管這場美國保衛戰很難如特朗普所願那樣進行下去，但的確是「特朗普（們）」保衛美國的最後一次機會。
一個大國若太過自私，不能充分考慮到小國的利益，那麼必然導向戰略錯誤。中美博弈的景況下，中國應體察小國的困境，充分考慮外交政策對對其他國家的影響，貫徹長期以來所實行的包容性多邊主義策略。
中美兩國是國際關係的主軸，也是國際秩序的兩根主柱。自特朗普發動對等關稅戰爭以來，圍繞着中美關係，可以區分出幾類國家和地區。
今天我們總是強調對等開放，但其實真正的對等開放並不存在。歷史上，已開發國家的成功都是單邊開放的結果，如美國一直是憑藉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制度競爭力和規則塑造力，按自己的發展需求而決定單邊開放。領略單邊開放的含義，對中國自身發展以及全球治理意義重大。
儘管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但中美競爭的本質在於誰比誰更加開放。歷史證明，最終的贏家屬於那個更加開放的國家。
從世界範圍看，「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但總體一句話，如果要真正成為大國，我們一定要把追求國家利益，跟追求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
個人覺得，中國面臨一個「特朗普機遇」，西方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的解體，對中國來說可能是一個好事情。
現在很多公眾討論的相反，中美這兩個大國面臨的不是「誰打敗誰」的問題。從歷史上看，從來沒有一個大國打敗另一個大國的案例，大國的失敗，大部分都是自己打敗自己。
在今天的國際局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有能力構建一個新國際秩序。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應當跳出簡單的「誰贏誰輸」或者「誰贏得多誰輸得多」的簡單思維。我們不僅要追求國家利益，也需要追求國際利益。只有把追求國家利益和追求國際利益結合起來，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
今天的中國就處於一個技術引領經濟增長的新階段。中國一方面需促成更多技術產業的落地，為中產階級提供所需要的技術產品。另一方面，需為貧窮人口創造巨大的就業市場，為這個群體創造成為中產階層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