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的成功源於堅守主體性、內化他國經驗與積極對外開放。今天，中國人民已確立了中國文明的本體意識，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追求中國式現代化，重塑現代中國新文明。
當今世界危機呈現出各種形式，但其核心在於西方式現代化的困境，以及由此引發全球範圍內對「何謂現代性」的認同危機。而中國式現代化，將為世界帶來「新範式」。
當代西方文明危機的根源在於啟蒙運動──以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導致人淪為資本與技術的奴隸。相比之下，中國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主體性、原創性」為指引，堅守文明主體性，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推動文明再敘事，為人類文明重建提供了新的方向。
當代世界正面臨嚴峻的人文社科危機，其本質並非學科危機，而是深層的文明危機。經驗地看，AI的崛起過程便是人文社科衰落的過程。在世界範圍內，AI崛起於上世紀60年代，但也是上世紀60年代之後，文科就失去了其發展動力。
在舊世界秩序解體之際，中美關係必將影響和重塑未來的世界秩序格局。關鍵問題在於：下一步中美之間形成的是對抗型的G2？還是合作型的G2？這將決定國際秩序的走向。
上世紀80年代便深入人心的「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的理念，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應是中國始終不變的大前提。
中美關係已成實力政治博弈，中國應堅持改革開放，並確保改革政策於微觀層面落實。可藉 APEC 平台推動經濟合作，以對沖美國「離岸平衡」等地緣政治風險。
伊朗擁有6000年的古老文明，但即便如此，若不開放、不改革，同樣會被動挨打。中國自身也有過類似的歷史：有關改革開放的教訓，至今仍需牢記。
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個歷史節點上，不能再繼續由西方來定義自己。我們已經提出的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既是我們在新世界構建國際新秩序的構想，也是構建這個新秩序的方法論。
隨着特朗普不斷實行新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世界曾有的舊秩序已全然倒塌。沃斯論壇中，顯見愈來愈多西方國家打算向「舊世界」告別，但歐洲真的具備徹底斬斷依賴美國的能力嗎？美歐關係如何發展，將決定傳統西方是否會再現。
口岸經濟模式是對傳統的「通道經濟」升級，利用口岸流量優勢，發展本地的消費、貿易服務、物流樞紐等產業，實現流量就地轉化、產業鏈延伸和經濟增值。粵港澳大灣區的口岸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可借鑑新加坡等地的成功例子，積整運用區域流量，增值經濟。
美國軍事轟炸委內瑞拉、中日關係惡化、俄烏戰爭持續膠着⋯⋯今天的國際局面似乎較二戰時更為糟糕，對口岸經濟及貿易體系構成嚴峻挑戰。
中國外交的核心，一在堅守主體性，二在通過國際鬥爭來贏得機遇。同時，在一個「同球共濟」的世界裏，我們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觀」，在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追求大同世界。
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進入了「強起來」的階段，在擁抱世界的同時也在走自己的路，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二戰以來，能夠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保持自主性的國家和經濟體少而又少，而中國是最典型的。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造成了英美國家金融經濟的強大、實體經濟的薄弱，汲取這一經驗教訓，上海「五個中心」的建設須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基礎，構建基於科技創新之上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上海起到引領作用；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賦予上海加快建設「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這一重要使命的根源。
深圳作為中國最為開放的城市，需要講好自己的故事，踐行制度性開放，並借用自己在發展方面的經驗，賦能APEC及其他經濟體。
深圳作為經濟大市肩負重任，加快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是硬道理。透過擁抱包容性多邊主義、制度開放與單邊開放，深圳可藉APEC賦能自己。
中國近年提出的四大倡議不僅體現為植根於中國文明的中國國際秩序觀，也是中國開源式構建未來國際秩序的方法論。中國式現代化正在重塑全球經濟格局。
東亞經濟體成功的核心要義就是「開源」。具體地說，一個經濟體如果要追求現代化的成功，那麼這個經濟體必須善於學習率先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經驗，但同時必須走自己的路。
在保衛社會方面，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存在着歷史局限性。馬克思把一個社會分成兩個部分，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但是忘記了「社會」這個最重要的變量。實際上，任何國家的發展都有三個大的變量，就是經濟、政治和社會。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決定社會秩序。今天我們已經快步進入了人工智能社會，這對我們的社會治理構成了新的挑戰。
在任何社會，培植中產階級都是一個困難的事情。但政策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從政策的角度來透視中國中產階級弱小的情況，很容易發現，政策失誤和執行不力是兩個重要的根源。
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穩定與發展需要政府主動地去保護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規制資本運作，同時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既要節制私人資本，也要節制國有資本，目的是實現均衡發展。
東亞社會過往既擁抱了西方技術的現代化，也能夠糾正西方式現代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但現在，西方世界提供着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大部分「餵料」，東亞公共政策研究者能否能夠像從前一樣，堅持東亞思維思想，是一大挑戰。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啟了構建基於自己實踐經驗之上的自主知識體系，體系正在對國際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為他國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
中國學者若期望從事可以獲得諾獎的研究，那麼中國學界必然要歷經改革，去帽子、去級別、去行政化，處理好有組織科研和個性之間的平衡等──這又與中國功利主義的教育與文化土壤有關。如果這些不能得到有效的改革，那麼通往諾獎的道路依然會是很遙遠的。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已成熟，中國學者應當是諾獎收穫的季節。但是在一些人看來，中國學者不僅沒有獲得這一獎項，反而與這一獎項漸行漸遠了。
自從美國進入世界體系之後，一直以各種形式在世界範圍內擴張，其利益已經深度嵌入各個區域秩序，成為這些區域秩序的內在一部分。特朗普今致力執行退出政策，使國際秩序陷入混亂。
特朗普將「國防部」改為「戰爭部」，更出席集結美軍高級將領的軍事集會，宣稱要國內某些危險城市作軍隊、國民兵的訓練場。美國新聞網站AXIOS直言，特朗普向將軍們傳遞出的信息簡單明瞭：要麼做好準備在一支MAGA化的軍隊中迎接一場內部戰爭，要麼起身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