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承辦APEC是我們國家國際化的標誌。這對深圳下一步的國際化意義重大。深圳可以藉此實現從「物的國際化」到「人的國際化」的躍遷。
就物的國際化而言，深圳不僅是全國的標竿，也是全世界的標竿。從早期的「兩頭在外」加工業到現在的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深圳和世界是一體的，我們的產品走向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產品也走向深圳。但是，下一步深圳不能停留在物的國際化層面，我們必須實現人的國際化。這不僅是深圳作為國際化城市所需，也是國家高水平開放所需。
就人的國際化而言，深圳還遠遠不夠。較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一線城市，例如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日本東京、韓國首爾，新加坡等，深圳的「欠國際化」肉眼可見。深圳擁有第四次產業革命所需要的大量的技術和產能，但如果要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領軍城市，深圳不僅需要這些技術和產能，更需要國際化的人才。因此，深圳不僅要培養大批懂得國際事務的人才，還要為其他國家培養懂得中國的人才。深圳國際化水平的躍遷不僅需要領導層的引導，也需要廣大民眾的認知。在這方面，類似APEC這樣的國際會議，其作用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反向賦能APEC：理解成員關切
下一個問題是：深圳如何通過APEC會議賦能APEC成員經濟體？這就要求我們深刻理解APEC成員關切的是什麼，或者它們面臨的是什麼。
APEC發展速度很快，而且比較順利。但很多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例如APEC成員中既有發達經濟體，也有發展中經濟體。以前，富裕經濟體要求低關稅，而發展中經濟體為了保護市場則傾向於高關稅；但現在，即使是富裕經濟體如美國，也開始實行高關稅。很多年來，在削減關稅問題上內部矛盾愈來愈明顯。如果關稅不僅不能下降，而且提高，那麼與APEC的目標背道而馳。
再如，APEC已有21個正式成員，還有多個國家和地區要求加入。客觀分析，成員愈多愈難達成共識，更難形成集體行動計劃，從而放慢自由化過程。在接收新成員問題上，關稅低的成員與關稅高的成員持不同意見。
儘管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但我認為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所有成員所關切的問題的核心是發展，一是內部可持續的發展，二是成員之間發展的均衡性。同樣重要的是，APEC是非正式高官會議，是表達不同意見的論壇，透過表達和討論來形成共識，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正式會議更為重要和有效。儘管一些國家對WTO不感興趣，但對APEC依然有興趣。運作得好的話，APEC的一些經驗可以應用於WTO從而復興這個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
在發展方面，深圳的經驗非常值得APEC經濟體參考。有幾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
深圳可以做些什麼？
第一，深圳要講好自己的故事。
深圳的經驗表明，只有開放才能獲得發展。這其實也是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的總體經驗。近代以來，儘管開放並不能夠保證一個經濟體的發展，但如果不開放，一個經濟體就沒有發展的可能性。開放是否成功取決於一個國家的開放方式。如果要成功，一個經濟體就要制訂符合自己國情的開放政策。深圳從早期「改革開放窗口」到現在的「先行示範區」的演變，從早期的「兩頭在外」到現在全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形成，從早期的「山寨版」到今天的原創，這些經驗不僅可以提升諸多發展中國家對開放政策的信心，也可以為這些國家提供方法論的指導。
第二，深圳需要總結踐行高水平開放的經驗，推動APEC成員的高水平開放。
今天，深圳正經歷着從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的深刻轉型，在諸多領域，深圳都可以率先踐行制度性開放，例如深圳可以成為亞太數字貿易新規則的試驗田，利用APEC數字貿易倡議，探索數據跨境分類分級管理；共建亞太數字基礎設施，提升區域互聯互通水平。例如儘管各國都在加緊發展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風險也愈來愈高；深圳是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高地，並且在探索一條發展與安全的模式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深圳可以和各國分享，共同塑造人工智能規則。
再如，深圳可以構建亞太經濟體綠色發展的區域合作平台，對接APEC綠色增長議程，建設低碳技術轉讓中心；推動綠色標準互認，打造亞太綠色供應鏈樞紐。又如深圳可以利用APEC創新城市網絡，構建跨境研發合作生態；吸引APEC區域創新資源，共建開放型創新體系。諸如此類的領域既是深圳的發展重點，也是亞太經濟體的發展所需要的。類似這樣的領域有很多，都可以成為構建亞太經濟體創新共同體的關鍵節點。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深圳要代表國家向APEC經濟體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為什麼是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
現代化的理念產生於西方文藝復興，成熟於啟蒙時代，而物質現代化的進程開始於英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之後，現代化從西方逐步擴散到世界各地。近代以來，沒有國家不追求現代化的，但只有少數國家成功了，大多數國家並不成功，失敗的國家也不少。這是和現代化擴散模式有關。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不僅西方國家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後發展中國家也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這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西方排他模式的體現
就現代化擴散而言，西方現代化範式的主要特征表現為排他性。就內部發展而言，西方範式的確很成功，尤其在早期。但西方在自己成功了之後，在擴散過程中，從經驗看，西方有兩種政策選擇：第一，把自己爬上去的梯子抽掉，不讓人家也爬上去；第二，透過「幫助」他國發展來控制他國內部發展。
而西方排他模式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現代化本來就是經驗和體驗，但西方把現代化上升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化，形成各種體現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1990年代之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現代化擴散的「條件性」（conditionality）即西方把對外的投資貿易附加上很多條件，只有接受國接受了這些附加條件，才能開啟與西方的投資貿易；
三、西方相信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在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擴散到其他國家的時候，把自己的各種制度體系強加他國之上，使他國成為「西方式」或者「類西方」國家；
四、投資貿易的工具化，在「幫助」他國發展的同時，在各個方面控制他國；
五、一旦他國的現代化模式對西方模式構成挑戰的時候，西方就圍剿和圍堵，把相關企業扼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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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能契合APEC最終目標
中國式現代化則不同。正如十九大所總結的，中國現代化模式表現為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在於其具有兩個本質性特征，一是在擁抱世界的同時走自己的路，二是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幫助其他國家也發展起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對那些致力於謀求發展的APEC國家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可以用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來形容。「窮則獨善其身」指向內部事務，當國家窮的時候，需要反思自己為什麼會窮，如何擺脫貧窮狀態。「達則兼濟天下」指向外部事務，當國家富裕起來之後，就要思考如何去幫助別的國家也得到發展。
儘管孟子的這一名言指的是個體層面，但也是可以用到國際層面。在一國內部，如果社會群體之間的貧富差異變得過大，社會過度分化，那麼不僅這個社會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這個社會本身也是不可持續的。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是一樣的，當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變得過大，國際社會就會過度分化，不僅貧窮社會很難實現發展，富裕國家的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跟西方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就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抽掉而不讓其他國家也爬上來不同，我們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就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不僅容許、而且幫助其他國家也爬上來。
因此，近年來針對國際事務，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不僅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外部環境的總結，更是中國對構建未來全球秩序的展望。作為一個世俗文明，中國的使命是內部追求現代化，外部追求和平，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我想，這和APEC的最終目標是高度契合的。
簡單地說，APEC的深圳機遇可以概括成為兩句話：
第一，作為中國最為開放的城市，深圳要借助APEC來實現自身在下一階段開放領域的躍遷，引領中國的高水平開放。
第二，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放表達，深圳要通過APEC傳達其開放帶來進步的核心價值，並基於自身踐行高水平開放的經驗，向APEC其他經濟體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型開放經驗。
〈深圳的APEC機遇〉二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