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類已經開始進入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東亞經濟體如何在抓住新產業革命所帶來的機遇的同時，又應對其所帶來的挑戰呢？這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與公共政策研究者們所面臨的共同任務。
客觀地說，在人工智能時代，東亞公共政策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不能有效應付來自人工智能的挑戰，那麼東亞經濟體今後的發展會面臨愈來愈大的不確定性。
這挑戰是全方位和多層次的。正如前面所說的，從前東亞經濟體做對了，因為東亞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具有東亞思維和思想，他們在學習西方的同時改造了西方，以符合東亞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像從前一樣，堅持東亞思維思想呢？就此而言，人工智能至少對東亞經濟體構成了如下三大挑戰：
一、思維思想被取代
人工智能要比大部分人更有效率，也更加聰明。在一些國家，政府決策部門愈來愈依賴於人工智能，依賴人工智能被視為是能夠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效率。迄今人們可以這麼說，因為人工智能已經超越社會的大部分人的思維和思想。不過，也應當指出的是，這個大趨勢不變，那麼最終決策者的思維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方面，人工智能變得愈來愈聰明，另一方面決策者本身愈來愈沒有能力做任何自主的思考。
二、思維思想被殖民
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然。OpenAI與DeepSeek有什麼區別？大模型的運行邏輯是一樣的，只有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但這裏必須指出，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大多「餵料」都是西方的。在人工智能時代，大部分國家會失去訊息的主權，因此會失去思想的「主權」和知識的「主權」。可以預見，思想思維被殖民對大部分國家來說是一個愈來愈嚴峻的問題。如果說在過去，決策者還有能力抵制和抵抗西方思想和思維，但對愈來愈依賴於人工智能的決策者來說，這種能力趨於弱化，直到最後的消失。
三、思維思想被欺騙
在人工之智能時代，更為重要的發展是DeepFake，即深度偽造。深度偽造在取消人類文明的根基。人類文明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但深度偽造已經促成人類進入「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age）。當什麼都可以被深度偽造，那麼文明的根基也就動搖了。可以預見，這一趨勢會愈來愈甚。
現在的深度偽造是建立在人工的餵料之上，還可以追根溯源，但一個機器自己創造訊息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屆時愈來愈多的自我生存的訊息變得不可追根溯源了，那個時候人類文明就會遇到大麻煩。人們可以想像，對決策者來說，一旦失去了文明根基，那麼決策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呢？一旦那些在人工智能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文明和文化，變成普世和普遍的文明和文化，那麼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生存空間在哪裏呢？
與之相關的是兩個不對稱性及其不對稱所構成的挑戰。一是國家之間的不對稱性，人工智能的高成本使得愈來愈多的國家因為經濟能力原因，而被排擠出人工智能時代。二是社會組織和國家之間的不對稱性，一旦一個社會組織擁有了人工智能，它便擁有了對抗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對抗較小國家的能力。如果惡性組織控制了人工智能，那麼到時候問題就會更大。
所有這些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今天所有國家都面臨着的或者遲早會面臨的問題。正因為這樣，從這些問題出發，人類或許能夠達成一些公共政策方面的共識。自然，這也會是今後東亞經濟體國際合作的基礎。東亞經濟體必須合作，否則它們就會不再有能力「走自己的路」。
東亞社會如何應對挑戰？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不過，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東亞社會擁有最大的比較優勢來應對這些挑戰；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作為東亞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在這一過程之中負有最大的責任。
東亞社會的比較優勢，至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
第四次產業革命的要素和技術
今天的中國擁有最大量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的要素和技術。儘管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內核和外延還在不斷挑戰過程中，但學界和政策研究界已經形成一個初步的共識，即：第四次產業革命 =（生物工程+人工智能）x 能源。
世界範圍內，人工智能技術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而中國的生物醫藥也正在佔據愈來愈大的份額。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考慮到日本和其它一些東亞經濟體的技術能力，那麼東亞社會幾乎擁有了第四次產業革命所需要的所有的生產要素和技術能力。
共同的價值觀
東亞經濟體都屬於儒家文化圈，他們有共同的價值觀，而中國是儒家文明的起源地。正如1980年代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所提倡的，這種價值觀已經從東北亞擴展到東南亞。共同的價值觀意味着東亞共同體可以合作為人工智能生產出東亞「餵料」，以改變西方思維思想的霸權局面。或者說，東亞社會所生產的餵料愈多，愈有可能促成我們繼續「走自己的路」。否則的話，就會趨向成為思維或者思想的「殖民地」。
踐行和而不同
東亞共同體的一個顯著特徵便是和而不同。這比較一下歐洲和東盟就可以知道。儘管歐洲屬於同一文明和文化，但迄今衝突不斷。東亞社會，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屬於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但能夠踐行「和而不同」。西方人工智能是一元化，是其「一神教」的技術反映。如果人工智能加速了世界「一元化」進程，那麼人們就要面臨愈來愈多的衝突。我們的問題是，東亞基於多元化之上的「和而不同」能否改變人工智能思維而有效反映到我們的公共政策思維上嗎？
簡單地總結一下。就思維思想而言，此前東亞的現代化儘管也受西方的影響，但東亞社會在實踐中可以不斷糾正西方化所產生的問題。也就是說，東亞社會既擁抱了西方技術和技術進步之上的現代化，也能夠糾正西方式現代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但是今天，西方世界提供着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大部分餵料，並透過人工智能不知不覺地影響着我們的思維和思想。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果我們不能找到有效的應對方式，那麼未來東亞的發展模式是否能夠像過去那樣成功，就不好說了。
對我們公共政策研究者來說，這無疑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
〈AI時代亞洲公共政策如何實現「智識自主」？〉二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