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想傳達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亞洲公共政策過去成功的核心在於，亞洲公共政策決策者在追求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在促成國家向西方開放的同時，實現了決策知識上的獨立，從而避免了思想被殖民的局面，使得國家的現代化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國情。
但是，今天，在亞洲國家紛紛擁抱人工智能時代的時候，亞洲公共政策決策者面臨史無前例的三重挑戰，即被取代、被殖民和被欺騙。如果不能有效應對這些挑戰，那麼亞洲國家的現代化前途就會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公共政策在最低限度上，必須有能力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有效應對時代變化所產生的挑戰，並且在此基礎上最大程度地追求國家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東亞區域會維持世界經濟中心地位
就此而言，在世界範圍內，東亞（世界銀行的定義，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的表現最為出色。在過去的幾十年，東亞經濟體是發展最快也是最為穩定的區域。就經濟發展而言，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英國的《經濟學人》發現，從1960年到2022年，全球只有23個經濟體逃避了世界銀行所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發達經濟體，而東亞就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體。
繼這些經濟體之後，中國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群體，並且還處於中高速發展過程之中。應當強調的是，考慮到中國經濟的規模，中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必然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除了中國，東亞的其他經濟體都處於良好的發展狀態，也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目前的情況看，東亞區域會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維持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今天世界最令人擔憂的就是地緣政治變革對區域經濟和政治秩序的衝擊。歐洲的俄烏戰爭還在進行，中東的以色列和其它國家的衝突沒有結束的跡象，拉美一些國家和美國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而非洲局部地區也存在很大的不穩定因素。
比較而言，東亞地區是最為穩定的。儘管東亞地區也存在不穩定因素，但在過去的數十年裏，有關國家都比較理性地處理了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沒有公開化。最近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衝突也被很快穩定下來。說到底，東亞沒有出現其他區域所頻繁出現的所謂「失敗國家」。儘管緬甸一度被視為接近了失敗國家，但緬甸穩定了局勢，沒有成為失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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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情改造西方模式才能成功現代化
那麼，東亞國家成功的要義是什麼？我覺得，東亞國家成功的核心要義就是「走自己的路」。
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內容，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依靠經濟發展來驅動，但經濟發展是否成功則取決於這個國家現代化模式的選擇。儘管現代化幾乎是今天所有國家都在追求的最高目標，但一些國家成功了，另一些國家則不那麼成功，有些國家則失敗了。從經驗看，近代以來，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成功與否取決於現代化的方式是否符合這個國家的文明、文化和國情，凡是符合的，成功的概率就大，凡是不符合的，失敗的概率就大。
在東亞內部，不難發現一些規律性的東西，至少有兩個方面。
第一，一個經濟體愈是開放，這個經濟體愈能得到發展。東亞經濟體發展得最快最好的都是出口導向型的開放經濟體。近代以來，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現代化，都源自西方，自西方擴展和擴散到世界各個角落，包括東亞。經驗地看，如果要獲得發展和現代化，那麼就必須擁抱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技術。這一點肉眼可見，不用花很多時間來論證。不是所有擁抱西方的國家都能獲得發展和現代化，但不能擁抱西方的則很難獲得發展和現代化。就這點而言，東亞經濟體都是擁抱西方的。
第二，一個經濟體愈是能夠不被西方牽着鼻子走，「走自己的路」，那麼這個經濟體愈能走得穩健，愈能成功。二戰之後，無論是自願地還是被迫地，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擁抱了西方的發展和現代化模式。實際上，大多數國家都曾經希望通過西方化來獲得自身的發展和現代化。但是，從經驗看，擁抱西方並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成功，此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西方經驗能否本地化。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要成功，那麼就不能對西方經驗照抄照搬，而是要改造西方模式以適應自己國家的文明、文化和國情。
無論是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的早期發展都實現了經濟學界所說的「公平增長」。儘管後來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這些經濟體也發生了諸多變化，但總體上看，相較而言，這些經濟體依然能夠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和基於基本社會公平之上的社會穩定。
這兩條規律在中國的經驗中得到最為充分的體現。因此，中共十九大把中國現代化的經驗概括為：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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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思維與亞洲價值觀
在東亞經濟體中，除了日本是現代化的先驅之外，其他都是現代化的「後來者」。但後來者都能在較短的時間，實現了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目標，這裏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這方面的文獻可以說已經是汗牛充棟了。但有一個核心的要素迄今一直被忽視，那就是東亞經濟體公共政策決策者的思維、思想和認知。
東亞經濟體能夠在擁抱西方的同時不被西方牽着鼻子走，其中的核心就是其決策者所擁有的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思想和認知。人們可以說，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着一種可以稱之為「東亞思維」的東西。這種東亞認知和西方認知區分開來。這解釋了東亞社會和西方社會之間存在着的認知衝突。東亞經濟體，包括早先的日本與四小龍和後來的中國與其他經濟體，都自覺地去修正西方現代化模式以適合本國的需要。
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很艱難的，因為西方一直竭力想把東亞塑造成為西方那樣的經濟體。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組織在總結東亞經驗的時候，總是用西方的思維構架來解釋東亞的成功，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理論層面，西方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擁有人們所說的軟力量。
但在很大程度上，現存的這些從西方視角出發的理論很難解釋東亞的實際經驗。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實行脫亞入歐的政策，但這是很表面的。日本當然學習了西方的很多好的經驗，但這並沒有促成日本變成典型的西方國家。無論是其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日本都改造了西方體制，以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國情。實際上，西方也並沒有真正把日本視為西方國家，尤其在文化層面。
到了後來，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公開表明亞洲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發展經驗，亞洲不會也不應當成為西方國家。不過，這些經濟體儘管擁有了和西方不同的實踐，但沒能發展出能夠解釋自己經驗的理論。
中國就不同了。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公開聲明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國要「走自己的路」。在理論層面，我們更是開啟了構建基於自己實踐經驗之上的「自主知識體系」。經驗地看，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正對國際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至少它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創造性知識體系建構也是智庫發展自身的需要。如同學術界，政策分析領域也確實需要能夠解釋和預測中國政策走向的概念和理論。根據我的觀察，這麼多年來，我國的智庫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觀察，這已經為創造性概念和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可以預見，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我們的智庫同仁可以在這個領域大有作為。
〈AI時代亞洲公共政策如何實現「智識自主」？〉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