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國之變所能釋放出來的能量並非任何一個較小國家之變所比擬的。近代之前的帝國,如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等,冷戰時代的蘇聯,都可以視為是當時的大國。這些大國的解體至少徹底改變了四個秩序,一是國內秩序,二是與該大國關聯的那些國家的內部秩序,三是該大國和關聯國家之間的關係或者區域秩序,四是國際秩序。
今天要討論的大國之變,即特朗普的美國之變。美國自建國以來踐行憲政體制,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美國視為是憲政體制的典範,美國人自己對這個體制有着無限的信心,而其它國家則更是把美國視為是自由民主的燈塔,夢想自己的國家也可以擁有類似美國那樣的體制。
美憲政影響各國秩序
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之後,美式民主被普遍視為是「歷史的終結」,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以美國憲政為代表的西方民主不僅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好的政體,也是最後的政體。人們也普遍相信,美國的憲政體制「牢不可破」,有能力糾正幾乎所有的錯誤,消化任何權勢人物因為個人因素而對體制所構成的影響,應對任何時代變化所構成的挑戰。
在外部,對美國的鄰居和其它親美國的國家來說,美國也是他們可以打交道的國家。美國被她們認為擁有「正義感」,只要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在她們求助於美國的時候,美國總能出手相助;美國的外交行為被視為是「透明的」和「可預測的」,她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去影響美國對她們國家的外交政策;即使有些時候的美國政府不符合她們國家的利益,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等待一位新的總統去糾正過去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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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美國不僅構建了被視為是「最理想」的國內秩序,深刻影響着其它三個外在的秩序,尤其是二戰以來。
第一個秩序即是世界上各國的民主秩序。儘管美國不是西方民主的創始國,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民主在諸多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西方其它國家來說,美國民主無疑是它們最強大的支持力量;對其它國家嚮往民主的人們來說,美國無疑是他們學習的榜樣;而美國本身也竭力向其它國家推行美式民主,甚至把美式民主強加給他國之上。
第二個秩序即是美國所構建的區域秩序,尤其是盟友體系。美國把那些親美的力量用聯盟這一制度形式統合起來,構成了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
第三個即是國際秩序。美國本身就是最強大的國家,在國際秩序建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再加上美國的聯盟體系,促使美國更加有能力維持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其實,對美國來說,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就是整個國際秩序的核心。
美政黨制已被高度特朗普化
但現在則很不一樣了,美國國內正經歷着「特朗普之變」,有人已經把「特朗普之變」比喻成為美國的「戈爾巴喬夫之變」。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之變」導致了四個秩序的變化:一是蘇聯的解體,即內部秩序的變化;二是東歐國家內部體制的變化;三是以蘇聯為核心的華約體制的解體;四是國際層面地緣政治秩序的變化。而一些人,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開始擔憂,美國內部的巨變是否也會直接導致其他三個秩序的巨變?
那麼,首要的問題是,美國所經歷着的「特朗普之變」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變化呢?毫無疑問,美國內部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和史無前例的。人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政黨政治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礎,也是美國式民主的基石。建國以來,儘管美國的政黨制度也經歷了諸多變化,但始終沒有任何結構性的變化。但今天,美國的政黨制度已經被高度「特朗普化」,他先是把共和黨改造成為「特朗普共和黨」,再透通過民粹主義的方法,把傳統的共和黨人排擠出去。
這種變化也影響着民主黨的政治方法。面臨共和黨的民粹主義壓力,民主黨也不得不訴諸於民主黨特色的民粹主義。儘管美國依然是共和民主兩黨,但這兩黨已經不存在任何共識,所有的僅僅是衝突。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如果今天美國兩黨政治趨勢不能被扭轉,那麼黨爭必然是美國社會內部衝突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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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政的核心是三權分立制衡,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但特朗普似乎以其超人的能力破壞着這一體系。立法部門或者因為黨爭而處於癱瘓狀態,或者因為特朗普所施展的「技巧」而把其意志強加給立法部門。特朗普對司法的干預更令人擔憂,自其執政以來,司法部門成為了特朗普要整治的「深層國家」的核心部門,他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各種政治和行政的方法使得司法部門就範。
儘管司法部門(尤其是傾向於維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法官)不時地挑戰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些內政外交政策,但特朗普總是能夠找到有效的方法來化解之。如果用傳統的觀念來看今天的美國,美國的三權分立制衡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說已經面目全非了。
特朗普敵視民主黨
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關係而言,美國是雙主權國家,即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官員都是由選民選出,並且聯邦政府對州政府的權限由憲法規定,並且是有限的。但是,特朗普正在快速改變這一局面。很顯然,特朗普傾向於「親」共和黨執政的州和「反」民主黨執政的州,他甚至不惜動用軍隊的力量對民主黨執政的州和城市進行政治干預。
在意識形態層面,特朗普代表的是傳統並且是宗教味濃厚的共和黨價值觀。他竭力敵視和反對民主黨的多元主義(DEI,多元、平等和包容)價值觀、覺醒文化、LGBTQ文化等。
應當強調的是儘管特朗普在主導着這些變化,但這些變化並非僅僅是特朗普本人的意志所為,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基礎的。正因為如此,所有這些變化並非烏托邦,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人們可以把特朗普視為是變化的「中介」,也就是說,沒有特朗普也會有其他人來主導這些變化。因此,人們所不能確定的是這些變化會通過何種方式發生及其發生到何種程度。
〈特朗普美國的「戈爾巴喬夫之變」?〉三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