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隨着內卷式競爭生存和銷售平台擠壓，今天，生產不再是人類智慧的產物，而是人性最惡劣也是最低劣面的直接反映。美其名曰「個性化」或者「人性化」的平台優勢，實則是人性低劣面的物體化。
這裏，我們需要再次回到喬布斯。他說，如果銷售者主導了決策，品牌就走向毀滅。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種現狀。平台愈多愈大，網紅愈多，平台和網紅本身就成為了品牌，但真正的品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這話人們肯定不愛聽，但是還是要說。
那麼，如何塑造品牌、保持品牌和提升品牌呢？這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的努力。
針對行業調節監管力度
在政府端，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一方面需要加強監管。主要是針對環保問題和食品安全問題的監管、對勞工權益保障的監管、對各行各業的惡性競爭的監管，另一方面對技術的落地需要適度放鬆監管。
只有通過政府的監管才能走出內卷。這一點方向是很明確的。2024年7月30日政治局會議首次使用「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的概念，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強化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暢通落後低效產能退出渠道」。
這裏還是希望對企業加以指導和引導，透過行業和市場層面調整。但之後，中央對整治內卷式競爭的要求愈來愈明確、舉措也愈來愈嚴格。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突出了「綜合整治」的概念，並提到要規範地方政府行為。
今年7月初和末分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具體表述分別是「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依法依規治理企業無序競爭」，都強調突出了「依法依規」，把整治內卷式競爭上升至法治層面。實際上，相關部委已經起草了價格法修正草案（徵求意見稿），進一步明確不正當價格行為認定標準。完善低價傾銷的認定標準，規範市場價格秩序，治理內卷式競爭。
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政策和法律對整治內卷很重要，但如果要真正走出內卷，還是需要盡快增加新的經濟活動。內卷如此嚴重的一個核心因素在於新增經濟活動的缺失。內卷就是對存量經濟活動的競爭。走出對存量經濟的競爭只有透過增加新的經濟活動。這方面就要求對企業放鬆監管，推動新技術的落地和轉化成為新經濟活動，這裏既包括類似傳統技術的私家船，也包括新技術的生物醫藥、遊戲和人工智能等。
近年來，有關部門容許發展低空經濟，各個地方就一哄而上。其實，低空經濟儘管潛力很大，但目前的應用場境並不豐富。中國具有那麼長的海岸線，並且無論是造船的技術和產能都是大量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發展私家船呢？中國已經提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發展私家船無疑是有效的途徑。私家船產業是一個巨大的產業，無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是對國民海洋精神的培養都至為關鍵。
在生物醫藥、遊戲和人工智能領域，我們正在產生大量的「新質生產力」，但因為這些領域的監管過度，導致很多新質生產力流向海外，尤其是美國。「監管過度、發展不足」依然是我們的現狀。這需要政府端的體制機制改革。
培養真正的企業家而非商人
在企業端，我們迫切需要培養企業家精神。很多年前，我曾經研究過中國的企業家群體，發現企業家群體中普遍存在着（至少）如下一些特徵：
第一，以錢的數量來衡量自己和企業的成功，賺錢變成了自己和企業的唯一目標。不過，如果企業沒有除了錢的數量之外的目的，那麼企業很少能夠找到格局，因為光是錢很難撐起企業的格局。沒有格局，不管賺多少錢，也只是小商人一個。
第二，大多數企業集中在幾個最賺錢、能賺快錢的行業，例如早期的煤炭行業，較早前的房地產行業和現在的平台和網紅業，更有一些企業脫離自己本來的行業而轉入賺快錢行業。
第三，跟風現象嚴重，那個地方可以賺錢了，企業家就會蜂擁而至，造成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和向下競爭，大多數企業沒有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第四，企業大多是加工業，即為別人（別國）加工。中國儘管被視為是世界的製造工廠，但絕對沒有形成中國製造，更不用說中國智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國組裝。
第五，依靠市場的簡單並且無限擴張而賺取微薄的利潤，產品的附加值很低。
第六，缺少進取心。大多數企業經營者到了中年在企業碰到瓶頸的時候就成為簡單的消費者，有了錢就大量的個人消費，大多成為油膩中年，再也沒有進取心。
第七，大多數企業經不起折騰。企業進行的是簡單再生產，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樣高。
如果這些是中國「企業家」的主要特徵，那麼這個群體充其量也只是商人。商人和企業家有關聯。商人的範疇要比企業家廣，但並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為企業家，都具有企業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義為「以別人產生的商品或服務進行貿易，從而賺取利潤的人」，也被稱為生意人。
很可惜，儘管很多年過去了，這些依然是中國企業的主要特徵。中國有太多的商人，見錢眼開，沒有格局。也在很多年前，有人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掌控了海量數據的平台如何不要和老百姓搶白菜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培養企業家文化，向善、向上、向高。
培養中產文化 建立品質要求
在社會端，社會端的改變是最重要的。社會端是消費者，消費者的偏好決定了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偏好。而消費者的偏好問題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壯大中產階層，二是培養文化中產。
在世界範圍內，不難觀察到，消費社會就是中產社會。一個經濟體如果其中產跨過50%的門檻，達到65%甚至70%，那麼這個經濟體才是一個可持續的消費社會。二戰之後，主要西方經濟體和我們東亞的日本與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雖說我們有四億中產，但就比例來說，還不到30%。因此，如果要實現一個內需驅動的經濟體，我們還需要壯大中產階層。因為我們的人口基數大，一旦我們的中產達到60%左右，那麼我們勢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消費市場。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培養中產文化。我們現在擁有的只是物質中產，而非文化中產。兩者的區別在那裏？如果一個人是物質中產，那麼他總是希望產品的價格愈低愈好，最好是物美價廉。
例如當一杯咖啡是30塊錢的時候，他可以消費；但當這杯咖啡的價格下降到10塊錢的時候，他依然會毫不猶豫地去消費。但文化中產則不一樣。當原來30塊錢一杯的咖啡降到10塊錢的時候，他會去質疑，為什麼價格會下降，是否質量也下降了。如果發現質量下降了，他就會拒絕消費，甚至提出抗議。
我們社會缺少的就是這種文化中產。儘管他可以消費得起30塊錢一杯的咖啡，但當他發現價格下降到10塊錢的時候，他便選擇了這一杯。消費者的這種消費偏好無疑使銷售者和生產者的逐底競爭變得毫無邊界。
當然，我們也毋需悲觀。世界範圍內，品牌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的品牌塑造和培養依然處於早期階段。應當相信，通過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的努力，我們不僅會生產出大量的品牌，而且能夠提升品牌，做到最優。隨着技術的提升，經濟的發展和中產的壯大，我們會成為品牌的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人工智能時代中國品牌的艱難保衛戰（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