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經濟（port economy或border economy）自古就有，因為口岸是貿易的節點。如果借用英國經濟學家阿當・史密斯的話來說，貿易是人性的內在使然。口岸分為國家的內部口岸和國際口岸。今天人們看到海陸空貿易，但顧名思義，航空貿易只是在飛機被發明之後的事情。
陸地和海上貿易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就已經存在。中國至少到春秋戰國時代的文獻就已經特別強調內部貿易和外部貿易的重要性。被視為「中華商聖」的范蠡、管仲及其相關的《管子》和《淮南子》，都對如何透過貿易發展經濟和積累財富進行了詳細、在今天看來依然非常科學的討論。
商貿是富國的必然
中國在唐宋時期就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泉州港在宋代就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吸引了大量的阿拉伯商人。近年來在南海發掘的宋朝沉船是中國遠洋貿易最直接的證據。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儘管不是貿易，但充分表明中國具備遠洋航行能力。但明清實行海禁政策，使中國失去了世界大航運時代和與之相關聯的近代工業化時代。因為沒有遠程貿易，很多近代經濟制度也得不到確立，尤其是關稅政策。
近代國際法起源於歐洲國家的遠洋貿易，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的國際法的基礎便是歐洲人在亞洲的貿易實踐。中國直到近代被西方列強打敗，被迫開放貿易，但就貿易實踐來說，知識儲備少得可憐，甚至是零狀態。清朝啟用了一個洋人（英國人）來負責關稅，在當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近代以來強大的國家都是商貿國家，尤其是海上貿易，典型的是大英帝國和之後的美國。英美都是商貿大國，但實行的口岸政策則非常不同。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有能力實行開放政策，尤其是單邊開放。大英帝國首先是一個商貿帝國。但美國則不然。
美國立國之後很長時間是實行重商主義的，通過高關稅政策，扶持本國的企業和經濟。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美國實行的關稅主義，個人稅是從20世紀初之後才實行的。美國強大起來之後，也在關鍵領域實行單邊開放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企業、金融三大領域。
特朗普今天搞對等關稅是有歷史先例的，不足為奇。特朗普把今天美國的問題統統歸諸於全球化，其實不然。全球化為美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美國的問題是其不平衡的政策所致，即過於資本主導，政府沒有能力來糾正資本所產生的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口岸經濟是有新的歷史背景和新的時代意義的。
世界再次面臨戰爭與革命格局
今天的國際格局，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可比的歷史階段，或許人們很快就會想到歐洲從1848年革命到1945年二戰結束的那段歷史。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內部革命和同樣漫長的外部戰爭。
1848年，也就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版的那一年，歐洲開啟了一個很長周期的內部革命，即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其中大多數革命都具有暴力性質。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間是歐洲的黃金時期，歐洲經歷了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當時的很多人，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開始相信，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難以想像的。
儘管各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量的利益，但並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1914年至1945年歐洲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是說在一個世紀裏，歐洲只有30來年的和平發展時間。
那麼，為什麼當時經濟快速發展的歐洲仍會爆發內部革命？為什麼全球化仍避免不了國家之間的戰爭？
簡單地說，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主要是由經濟層面的兩個「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當然不是革命和戰爭的起源，卻是革命和戰爭的社會基礎。
在歐洲各國內部，儘管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財富在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出現了大問題，一部分人富裕了，另一部分人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更加貧困了。這就是各國內部民粹主義的基礎，而民粹主義的崛起則為革命奠定了基礎。
同樣，歐洲的全球化為歐洲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一些國家變得極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變得更窮了。這就是各國間民族主義的基礎，而民族主義的崛起為國家間的戰爭奠定了社會基礎。
實際上，比較而言，今天的國際局面較之當時的歐洲似乎更糟糕一些。當時的歐洲是先發生內部革命、後發生國家之間的戰爭，但當今世界似乎趨向於革命和戰爭互相交織的局面。
（白宮Flickr）
就外部戰爭而言，儘管還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如果把今天所有捲入各個區域衝突的國家包括在內，也可以算是「大戰」的規模了。只不過，現在的衝突和戰爭是局部的，彼此間沒有連接起來罷了。但即使是局部的區域衝突也對世界經濟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俄烏衝突已持續多年，目前戰場態勢仍然膠着，多方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儘管各方都說想結束這場衝突，但至今仍未看到停止的有效動作。在中東，包括巴以衝突在內的局部衝突把中東很多國家都捲入其中，儘管現在衝突暫時緩解了，但人們都清楚衝突會隨時再次發生，所不確定的是到底哪天再次發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得到暫時的管控，但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衝突在經歷暫時的管控之後最近再次爆發。與此同時，全球其他地區的武裝衝突也在持續進行，包括緬甸、蘇丹、剛果（金）、埃塞俄比亞等。
區域衝突頻發的根源在於劇烈的地緣政治變化。二戰以來，美國的利益深度嵌入各個區域，美國儼然成為各個區域秩序的一部分。現在，美國因為內部力不從心，特朗普進行大的戰略調整，即從全球性的全面捲入轉向「國內－周邊－後院」政策，而無論是美國的退出、還是嵌入，都會成為各個區域的衝突根源。
一方面，美國想減少對一些區域的承諾，甚至從一些區域退出來，一旦美國退出一個區域，該區域更有可能出現權力真空和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美國想嵌入的區域，即拉丁美洲地區，也出現了衝突狀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的嵌入無疑要改變原來的權力狀態，衝突必然到來。最近美國軍事轟炸委內瑞拉，特種部隊強行控制該國總統並帶離到美國審判便是典型的案例。
就內部革命而言，儘管當今主要國家並沒有發生類似1848年革命那樣程度的事件，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只是革命的程度問題和革命的不同表達形式問題。
（Shutterstock）
柯克刺殺案的影響
美國右翼活動家查理・柯克遇刺後，右翼陣營迅速以悼念與集會活動凝聚支持，將其塑造爲「自由殉道者」，以此強化對「激進左翼」的對抗敘事。共和黨各州領導層繼續推動「強治安、反移民、反覺醒議程」，試圖以「法與秩序」框架穩固群眾基礎。
與右翼相對，美國左翼在年輕族群與進步陣營中重新獲得動員勢能。圍繞巴以衝突、氣候政策與勞工權益，左翼政治人物及基層組織利用社交媒體與社會抗議雙軌並進，推動體制內改革。馬姆達尼等地方政客崛起，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進步派的長期動員，使「從街頭到體制」的政治路徑逐漸成形。左翼的一系列行動把「人權、平等、財政再分配」嵌入立法議程，並通過抗議與罷工持續施壓。
儘管美國政界和媒體竭力淡化刺殺案，但各種說辭並不能掩蓋美國社會內部嚴重的階級對立。實際上，美國社會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到了需要一場革命或者激進的改革才能緩解或者解決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美國的主張與做法，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柯克的刺殺案也引發了英國右翼的大規模遊行。近代以來，英國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走在歐洲的前列，社會主義思想比較深入。但自20世紀80年代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施以來，英國每況愈下，前些年更是脫離歐盟。這次柯克刺殺案所引發的大遊行很顯然表明英國的情況依然嚴峻。英國社會在反移民浪潮中陷入街頭暴力與輿論撕裂，政府高層與主流媒體在「言論自由」與「治安維護」之間分裂對立。右翼借民族認同和社會治理議題強化自身影響，傳統政治調節機制對極端情緒已難以約束。
歐洲的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等主要國家右派整體崛起。意大利和德國右派已經掌權，法國的中偏右政權處於不穩定狀態。這些國家的社會也有類似美國那樣的情況，相繼陷入社會動盪與政治撕裂，呈現出從選舉對抗向社會全面分化擴展的趨勢。
社會動盪與政治撕裂趨頻繁
在亞洲，日本政治則右傾化顯著，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黨首和日本首相，象徵着保守民族主義與修憲議程的再次抬頭，其對外強硬立場已經一步一步地推高地區緊張局勢。尤其是高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論深刻地惡化着中日關係。
更需要重視的是，內部暴力衝突也發生在亞非部分國家。近年來，這些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局勢陡然升溫，並在近期達到小高潮。自2021年以來，社會抗議運動在多個亞非國家不斷爆發。2025年下半年以來，社會抗議爆發的頻率有所增加，組織規模增大，涉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國。其中，部分抗議運動推翻了現有政權。相較於以往，本輪亞非國家社會抗議運動呈現以「Z世代」為主導，藉助社交媒體動員，缺乏嚴密組織，但波及範圍廣、去意識形態化等新特徵。
進入2026年以來，更多國家的社會局勢在快速惡化。伊朗因為經濟通脹導致了全國性大規模示威，在內外因素影響下，政權岌岌可危。委內瑞拉總統被美國強行帶離之後，大量的民眾不是譴責和抗議美國的侵略行為，反而加以慶祝。這跟委內瑞拉這些年經濟惡化對廣大民眾造成的惡劣後果有關。
概括地說，貿易和全球化導致共同繁榮，但今天的貿易面臨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再者，貿易和全球化一旦消失，各國的經濟發展會變得更加困難，國際關係會變得更加緊張。這是一個誰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口岸經濟如何成為全國高水準開放的標竿？〉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