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中心」建設是中央政府賦予上海的重大使命，也是上海十五五期間的重中之重。十五五期間的「五個中心」如何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
亞太新地緣政治格局及對中國的影響
十五五時期我們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表現出以下主要特點：
一、基於美國聯盟體系之上的「自由國際秩序」繼續處於解體過程之中；
二、特朗普「退群」政策進一步導致了基於聯合國體系之上的國際秩序的繼續惡化；
三、國際秩序的惡化導致了世界範圍內的「再封建化」現象，出現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
四、在世界經濟領域，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再次回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基於關稅主義之上的貿易保護主義；
五、在地緣政治領域，則開始踐行一種可以稱之為「新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
這些充分反映在美國剛剛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之中。這一戰略列出美國的五大核心利益：一是把戰略重心先從全球範圍內轉移到「國內－周邊－後院」，確保西半球的穩定與主導地位；二是維護經濟安全與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三是保障歐洲的安全與文化健康；四是防止中東被敵對勢力主導；五是建立科技優勢與掌控全球標準。
這種新地緣政治格局將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
第一，美國地緣經濟的重心會轉移到亞太地區。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裏，亞太地區會是世界經濟的重心，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地緣經濟重心都會轉移到亞太地區。也就是說，美國的戰略傾向於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重合，這對美國來說是一種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國際戰略。同時也表明，美國愈來愈成為亞太國家。
第二，與此相應，特朗普政府想和俄羅斯妥協，並且讓歐洲應付俄羅斯，而自己則聚焦與中國進行競爭。
第三，東亞的美國盟友恐懼於中美走得太近而會竭力阻止和破壞G2的形成，因為G2表明這些盟友會失去戰略空間。
第四，隨着美國的繼續「退出」，區域秩序會繼續惡化，周邊甚至會面臨失序的情況。
這種趨勢於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即隨着各個列強聚焦亞太，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壓力會急劇增加。機遇，即特朗普的戰略調整也賦予中國更多的戰略空間。特朗普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對戰爭也不感興趣，其戰略聚焦經貿和科技。這意味着，儘管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賽道的壓力會有所減輕，但經貿和科技領域則會大大增加。
中美競爭的核心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說到底，中美競爭的焦點是經濟發展，尤其是對於誰來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而言，新的產業革命既是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外部地緣政治力量的基礎。如果不能掌控和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那麼其他方面就無從說起。
對我們來說，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無論是貿易、投資、技術，還是地緣政治等，中美雙方競爭的焦點在於經濟體系的韌性，而一個經濟體的韌性往往取決於其產業體系。
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對內部更為重要。在一個國家內部，產業結構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又會影響社會階層結構。因此，產業結構的失衡將導致社會結構的失衡，最終導致政治的失衡。今天，很多國家在捲入外部衝突的同時，內部也因為產業失序而面臨「革命」的局面。無論是美國面臨的問題，還是歐洲面臨的問題，都是產業體系失調的產物。
正因為這樣，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我國十五五規劃的核心內容。如果沒有新技術的產生和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任何一個大型經濟體都很難把自己提升成為發達經濟體。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在一個經濟體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中，技術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斷遞增的。從低度發展到中等發展水平的過程相對比較簡單。在發展早期，經濟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勞動力和土地，發展早期人們對環保的要求也不那麼高；再者，發展早期更存在着大量的經濟增長空間，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通過現有技術的應用而來的製造業等等。只要找到啟動發展的資本，配置於有效的政策，增長就可以實現。在這個階段，對企業來說，做什麼都可以賺錢。
這個階段的發展推動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從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過程則比第一個階段要困難得多。一是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經濟增長空間匱乏。因此，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再次更新了其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研究，發現各國隨着財富增長，通常會在人均GDP達到美國年度水平的10%左右時──相當於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個世行所定義的「中等收入陷阱」。自1990年以來，僅有34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要麼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麼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
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在13000美元左右，離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已經是一步之遙，但離四中全會設定的目標，即到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經濟體，還有較大的距離。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
這五個經濟體的成功主要是這些經濟體實現了可持續的、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這些經濟體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大量投入科創，幾乎每十年實現一次重大的產業升級。如果沒有產業升級，那麼很難想像這些經濟體是如何成功的。如果說這些經濟體的政策是成功的，那麼成功的核心就在於政策促成了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不僅促成了傳統產業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經濟活動。對社會來說，新增經濟活動擴大了就業，勞動者增加收入，中產規模持續擴大；對政府來說，增加稅收，有能力擴大對科研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一句話，我們要實現在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這個目標，唯有通過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新三駕馬車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內在邏輯
一、新「三駕馬車」理論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什麼？我們的研究團隊經過多年的研究，提出了新「三駕馬車」理論，即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我們總結了自近代工業化以來的經濟發展史經驗，發現在實現科技突破過程中，這三者缺一不可。
基礎科研的主體是大學和研究機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研究活動一般都是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金融服務的主體一般是金融機構。政府通過財政系統支持基礎科研沒有問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在發達國家，很多私營企業也以不同方式搞基礎科研，或者大力支持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基礎科研。但是，政府很難支持應用技術轉化，因為應用技術轉化風險極高，政府很難用納稅人的錢去做高風險的事情。「三駕馬車」把教育（科研和人才培養的主體）、應用技術轉化、企業和產業化一體化了，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產學研一體化」，理順了科創的整體邏輯。人們可以把這新「三駕馬車」稱為大科研體系。
二、發展上海現代化產業體系
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上海的引領作用怎麼說都不會過分。可以這麼認為，這也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賦予上海加快建設「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這一重要使命的根源。
從建設上海現代化產業體系而言，我認為科技創新是基礎，國際經濟中心是目標，而金融、貿易和航運既是國際經濟中心的自然產物，也是國際經濟中心的有效配套舉措。科技創新不僅導向新技術和基於新技術之上的新經濟活動，而且新技術可以賦能傳統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而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的發展不僅產生貿易和航運，也產生對金融服務的巨大需求。
〈十五五時期，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一個思路〉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