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觀念產生於西方，自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到啟蒙運動趨於成熟。此前，西方長期處於西方學者所說的「宗教黑暗」時代，神權主導一切，人類一直視自身為一個被動的「召喚」對象。文藝復興運動開始把人從神那裏解放出來，人類意識到自身可以通過理性以至科學和技術，從而改變自己的現狀。至文藝復興，西方確立了基於理性和進步等概念之上的現代化價值觀。
不過，在物質層面，現代化的加速始於英國工業革命。科技進步成為現代化最強大的動力。此後，每一次基於科技進步之上的產業革命都構成了現代化的主動力，科技改變了經濟，經濟導致了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變化。自然，其他所有方面的變化又會反過來影響科技的變化和進步。因此，不難解釋自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以來，科技進步的速度愈來愈快。
現代化不是西方化
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之後從西方擴散和傳播到世界各個地方。今天，除了少數社會群體（例如宗教群體）之外，沒有一個國家不追求現代化。但無論從各國內部發展還是在國際層面看，現代化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現代性是所有國家都追求的，但產生現代性的現代化過程則是一個極其困難的深刻變革過程，甚至是一個動蕩的過程。
經驗地看，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由現代化所催生的經濟發展往往產生兩種不公平，即內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公平和外部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公平。這兩種不公平往往導致兩種主義的崛起，即內部的民粹主義和外部的民族主義。這兩種主義則導致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
更為重要的是，因為現代化始於西方，無論在西方還是非西方，人們傾向於簡單地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認為只要把西方的經驗應用於自己的國家，類似西方那樣的現代化就會發生，自己的國家也會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
不過，實際上並不是這樣。這裏且不說西方早期現代化過程中所發生的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即使在進入現代之後，對大多數國家來說，現代化依然是一個極其困難的過程。就經濟發展而言，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英國的《經濟學人》發現，從1960年到2022年，全球只有23個經濟體跨越了世界銀行所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發達經濟體。
東亞現代化的經驗與陷阱
應當強調的是，比較而言，諸多東亞經濟體（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現代化是較為成功的。迄今，東亞就包括日本和「四小龍」在內的經濟體已經跨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繼這些經濟體之後，中國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群體，並且還處於中高速發展過程之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到2035年，中國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考慮到中國經濟的規模，中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必然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日本還是後來的「四小龍」，這些經濟體的早期發展都實現了經濟學界所說的「公平增長」，即一種最為理想的現代化狀態。儘管後來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這些經濟體也發生了諸多變化，但總體上看，比較而言，這些經濟體依然能夠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和基於基本社會公平之上的社會穩定。
中國更是如此。在改革開放之後的40多年裏，中國從一個貧困經濟體躍遷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中國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的狀態。也正因為這樣，儘管如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和全球化過程也產生了收入差異的現象，但中國保障了基本社會公平的實現。
較之歐洲，東亞經濟體的現代化同時實現了發展與和平（或者安全）。在西方，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着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的過程。在1848年到1945年二戰結束這一長達100來年的時間裏，歐洲首先經歷了漫長的內部社會主義革命，然後經歷了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45二戰結束的漫長的戰爭狀態，只有從1875年到1914年一戰爆發那段時間裏，歐洲經歷了相對和平的發展和全球化進程。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內部經濟發展造成了內部的社會分化，從而導致了民粹主義的崛起，最終導向了革命；同樣，全球化導致了國家間的高度分化，造就了民族主義的崛起，最終導向了國家間的戰爭。
亞洲經濟體似乎是一個例外。這些經濟體是在二戰之後開始獲得發展的。儘管也經歷了歐洲那樣的高速發展和全球化，但並沒有發生歐洲那樣的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在過去的數十年裏，亞洲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也是世界上最為和平的地區。
當然，也必須指出的是，很多東亞經濟體在經歷了早期高速發展之後，便長期陷入了人們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還有少數國家，例如緬甸，經常處於「失敗國家」的邊緣。
東亞經濟體成功的核心要義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實際上，這句名言也可適用於解釋各國所經歷的現代化經驗。
那麼，東亞經濟體成功的一般要義（或者如托爾斯泰所說的「相同的」）是什麼？
東亞經濟體成功的核心要義就是「開源」，或者是「開源式現代化」。具體地說，一個經濟體如果要追求現代化的成功，那麼這個經濟體必須善於學習率先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經驗，但同時必須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說，現代化是自身的現代化，而非變成「非自身」的。從「開源」的視角來看，在東亞經濟體內部，不難發現一些現代化規律性的東西。
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內容，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依靠經濟發展來驅動。但經濟發展是否成功則取決於這個國家現代化模式的選擇。經驗地看，近代以來，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成功與否取決於現代化的方式是否符合這個國家的文明、文化和國情，凡是符合的，成功的概率就大，凡是不符合的，失敗的概率就大。
東亞經濟體現代化的「開源性」包含兩個互相關聯的方面。
向外在世界開放
一個經濟體愈是開放，這個經濟體愈能得到發展。東亞經濟體發展得最快最好的都是出口導向型的開放經濟體。近代以來，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現代化，都源自西方，自西方擴展和擴散到世界各個角落，包括東亞。如果要獲得發展和現代化，那麼就必須擁抱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技術。這一點經驗可見，不用花很多時間來論證。不是所有擁抱西方的國家都能獲得發展和現代化，但不能擁抱西方的則很難獲得發展和現代化。就這點而言，東亞經濟體都是擁抱西方的。
守住自己本體
一個經濟體愈是能夠不被西方牽着鼻子走，「走自己的路」，那麼這個經濟體愈能走得穩健，愈能成功。二戰之後，無論是自願地還是被迫地，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擁抱了西方的發展和現代化模式。實際上，大多數國家都曾經希望通過西方化來獲得自身的發展和現代化。但是，經驗地看，擁抱西方並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成功。這裏，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西方經驗能否本地化。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要成功，那麼就不能對西方經驗照抄照搬，而是要改造西方模式以適應自己國家的文明、文化和國情。
如何能夠滿足這兩個條件？
在東亞經濟體中，除了日本是現代化的先驅之外，其他都是現代化的「後來者」。但「後來者」們都能在較短的時間裏實現了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目標。
這裏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這方面的文獻可以說已經是汗牛充棟了。但有一個核心的要素迄今一直被忽視，那就是東亞經濟體公共政策決策者的思維、思想和認知。也就是說，東亞經濟體能夠在擁抱西方的同時不被西方牽着鼻子走，其中的核心就是其決策者所擁有的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思想和認知。人們可以說，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着一種可以稱之為「東亞思維」的東西。
這種「東亞認知」和「西方認知」區分開來。這解釋了東亞社會和西方社會之間存在着的認知衝突。東亞經濟體，包括早先的日本與「四小龍」和後來的中國與其他經濟體，都自覺地去修正西方現代化模式以適合本國的需要。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很艱難的，因為西方一直竭力想把東亞塑造成為西方那樣的經濟體。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組織在總結東亞經驗的時候，總是用西方的思維構架來解釋東亞的成功，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理論層面，西方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擁有人們所說的「軟力量」。
但在很大程度上，現存的這些從西方視角出發的理論很難解釋東亞的實際經驗。東亞經濟體也曾經嘗試總結自己的現代化經驗。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實行「脫亞入歐」的政策，但這是很表面的。日本當然學習了西方的很多好的經驗，但這並沒有促成日本變成典型的西方國家。
無論是其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日本都改造了西方體制，以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國情，日本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假裝」的西方國家，或者披着西方外衣的本土國家。也就是說，儘管在物質層面，日本愈來愈像西方國家，但在文化層面，日本依然是日本。應當強調的是，這也就是說，日本的深層文化並沒有與時俱進而獲得現代性。實際上，西方早期也並沒有真正把日本視為西方國家，尤其在文化層面，只有到了後來西方構建意識形態陣營來對付所謂的非民主政權的時候，西方才把日本視為民主國家。
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公開表明亞洲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發展經驗，亞洲不會也不應當成為西方國家。不過，這些經濟體儘管擁有了和西方不同的實踐，但沒能發展出能夠解釋自己經驗的理論。
無論是日本還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些經濟體不僅沒有把自己的「開源性」實踐提煉成為理論，更是受制於西方（主要是美國）的壓力，要不偽裝成西方式現代化，要不主動地向西方靠近。也就是說，沒有總結好自己的現代化經驗。這反過來對自己的實踐造成了負面的影響。自1980年代以來，曾經「公平增長」的東亞經濟體因為過於主觀地向西方靠近，造成了今天類似西方的不公平局面。
〈未來秩序的關鍵，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源性」〉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