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人工智能對社會構成的傷害〉
前面的討論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我們還沒有完全應付好傳統產業革命對社會帶來的衝擊（詳見〈中國的混合制社會〉），二是今天我們的社會又面臨來自人工智能的嚴峻挑戰。因此，討論如何「保衛社會」也應當在這兩個層面進行。
在保衛社會方面，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存在着歷史局限性。馬克思把一個社會分成兩個部分，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但是忘記了「社會」這個最重要的變量。馬克思一輩子搞社會主義運動就是為了保衛社會，但他的理論中沒有把社會的變量充分考慮進去。實際上，任何國家的發展都有三個大的變量，就是經濟、政治和社會。
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西方早期的政治經濟學裏強調的是政治和經濟兩部分，那麼「社會」在哪裏呢？這個東西沒有弄清楚，是很大的遺憾。西方後來也在彌補，把社會也放進知識領域，建立社會經濟學或者社會政治學，但是很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很多人有足夠的動力來為社會發聲發言。一個原因在於，如前所說，社會是任何國家的最弱的一環，為社會發聲發言沒有利益可言。
在中國，「保衛社會」至少需要考量兩個大的問題。
考量一、對問題的意識：分清社會與經濟領域
中國在思想界，尤其是經濟學界，沒有把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分清楚。社會領域包括哪些呢？主要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我在《保衛社會》這本書裏面說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是以破壞社會來取得經濟增長的。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是從90年代開始的。90年代先是醫療產業化，1997至1998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開始了教育產業化；2007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開始房地產產業化。
從經驗看，任何國家如果把醫療、教育、房地產作為經濟領域，這個社會肯定很難穩定，因為這些領域屬於社會領域。如果一定要說它們是經濟領域，那麼也必須強調是社會性很強的經濟領域，這些領域也是可以引入市場機制的，但不是完全屬於經濟領域的市場機制。
實際上，一旦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基本社會公平就無法得到保證，而一旦缺失了基本的社會公平，市場經濟本身也會遇到困難甚至是極大的困難。以房地產為例，如今投資性質的房地產已經到了頂點，即使今後5年、10年不蓋任何一座新房子，存量都消耗不了。考慮到人口快速萎縮的因素，形勢甚至更為嚴峻一些。
房地產要健康發展，就必須擁有兩個市場，一個是完全開放的市場，一個是政府規制的市場。房地產需要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才能實現下一步的高質量發展。這取決於能不能將農村的宅基地真正流通起來，鼓勵社會中上階層在農村蓋房子，作為財富形式保存下來。但今天這個條件還不具備，因為一旦這樣做，就會引起社會的反彈。
但是，為什麼新加坡就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新加坡80%以上的人都住在政府的組屋裏面，並且條件很好，在這樣的情況下，對20%的中上階層實行完全開放的市場，老百姓也不會有什麼抱怨的。因此，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規制的房地產市場。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現在的公租房有多少呢？前幾年我到各地去調研，發現公租房連5%都不到。很多城市早就提出來要達到20%的目標，但沒有一個城市達到這個目標。現在房地產下行，空置房那麼多，我們能不能把這些空置房購入而作為公租房呢？當然，這裏必須有市場，但是這個是政府規制的市場，也就是類似新加坡政府組屋那樣的政府規制市場。
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房地產過度產業化──儘管房地產產業化拉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破壞了社會，至少沒有把社會保護好。我們一直在說改革開放這3、40年走完了西方150多年走過的路。實際上，在房地產領域，我們用20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200年的路。這就是今天面臨的問題。其他領域包括醫療和教育也是如此，沒有哪些社會像我們這樣過度產業化和商業化的。
跟社會領域相反，我們的經濟領域則是產業化和市場化遠遠不夠，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遠遠不足。這就是中國今天面臨的矛盾。鄧小平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對市場經濟進行了去意識形態化，認為市場經濟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現在我們應當有市場經濟的地方卻找不到市場經濟，應當有政府發揮作用的地方卻找不到政府，這是結構性錯位。
我們既要發展，又要社會公平，這對國家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鬆綁，要發揮社會活力。很多部門的政策都是有礙於社會活力發揮的。社會組織的活力怎麼釋放出來，地方政府的社會活力怎麼釋放出來？
考量二、解決問題的工具箱
如前面所討論過的，我們需要實現一種均衡的發展，主要是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均衡發展。經濟領域講增長，社會領域講公平，政治領域講治理，這三個是缺一不可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這三大領域需要踐行不同的「主義」。這裏所說的「主義」並非人們日常所謂的意識形態，「主義」在這裏主要指的是「工具箱」。簡單地說，我們需要一個複合的工具箱。
經濟領域：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
需要充分認識到經濟增長對保護社會的重要性，而經濟增長需要大力推行市場主義。經濟是基礎，經濟領域講增長，增長無疑非常重要，沒有經濟增長，其它的都說不上。因此，以前說「發展是硬道理」，現在講「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國家面臨很多的問題，如果在發展，那問題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旦不發展，那這些問題都成為真問題，無法解決。
改革開放以來有那麼多的問題也沒有刻意去解決，但今天的問題到明天就沒有了，發展過程自動消化了很多問題。為什麼李光耀先生非常崇拜鄧小平先生呢？就是因為鄧小平先生的這句話：發展是硬道理。這是李光耀的座右銘，他還專門有一本書叫《新加坡賴以發展的硬道理》（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無論哪種制度，只要有發展，大家的生活都很好過，但發展一旦成為問題，哪怕像美國那樣的被視為民主制度的典範的也會出現大問題。
我們現在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通過發展來實現，發展當然包括一定的GDP增長。現在我國人均GDP是13000美金左右，發達國家都是5、6萬美金了。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將近7萬美金，即使是「四小龍」的最後一位韓國也達到了3.3萬美金。如果我們2035年要達到韓國的水平，那還是需要大力促進發展的。
現在很多人都開始講分配，但必須意識到，發展是最重要的。比如調整中央地方財政關係，理順事權和財權的關係，這當然很重要。不過，理順這種關係的着眼點還是發展，如果不講發展，就會變成中央和地方誰多分一點、誰少分一點的問題。蛋糕就這麼大，中央多一點，地方就少了；地方多一點，中央就少了。要解決問題，關鍵還是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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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非常擔憂在經濟下行情況下，社會不穩定因素會多起來。2011年我出版《保衛社會》這本書的時候是中國經濟最好的時候。但是，儘管當時的經濟形勢非常好，還是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包括一些暴力行為。現在，如果增長慢了，那麼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社會會有怎麼樣的反應呢？
這次中央也提到要防止返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我們在脫貧方面成就巨大，經過40多年的努力，使8億人脫貧（絕對貧困），但是我們的中產階層還不夠大，滿打滿算在30%左右（即4億），70%的人口還只是脫離貧困狀態。這個龐大的人口，經濟一不好，很多又會返貧。
很多其他經濟體這些年的經濟也是起起伏伏，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受到影響的，但凡是有很好的社會保護政策，老百姓的生活就有保障，社會就會穩定。相比之下，我們的保障不足，甚至遠遠不足。我們連城市30%的中產階層都沒有保障，現在房價一下跌，中產階層的財富一下子就萎縮了。我們現在透過依靠強調治理來維持社會的總體穩定。但無論什麼樣的治理機制，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不僅治理成本很高，也是難以可持續的。
社會領域：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政府主動維護社會公平，體現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走市場主義，一定要發揮市場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市場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資本坐大，資本說了算的；但市場主義不是，是要實現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均衡。
就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到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表述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總體而言，這個表述非常科學。但是在特定的發展階段，需要對兩者的關係做調整。我認為，現在要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放到前面，而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放到後面。必須意識到，只有在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的情況下，社會才不會反對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社會保衛不好，經濟是走不遠的；沒有基本的社會公平，經濟增長走不遠。
今天，全世界範圍內民粹主義都在復興，要麼是左派民粹主義，要麼右派民粹主義，為什麼？就是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問題沒有處理好。即使是被視為最強大的美國今天也面臨着深刻的社會危機，而且此危機能否被解決是個巨大的問號，即便美國精英認為美國的民主是最好的，但是美國的民主實際上已經走不下去了。
雖然美國的經濟、科技和生產力都表現出色，但主要是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出了問題。相比之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做得好，就是因為政府在社會領域起到了更好的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才發揮決定性作用。新加坡的政策在這一點上十分典型，可以把它稱為「李光耀主義」，在經濟領域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但在社會領域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不能有效保衛社會，中國的民粹主義就會產生深厚的社會基礎。有人故意混淆我們的貧困和美國的貧困狀況，但實際上我們的貧困線是非常低的，跟美國的貧困線有相當的距離。我們的大量人口只是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並且經濟並不很牢固。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央對返貧問題極其重視。
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麼？不要過度抱怨民粹主義。從根本上說，民粹主義源於社會不公平。如果站在老百姓的視角，民粹主義是有理由的。
如果A有三雙鞋，B有五雙鞋，A不會太抱怨的；但如果A一雙鞋都沒有，B的鞋很多，那肯定是不行的。這是公平的問題，任何社會都不會忽視。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老百姓早就接受了公平的意識，更需要實現社會的基本公平。但現在連這個問題，經濟學界都沒有共識。
哪怕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聯邦政府在新冠期間都發了很多錢（支票）給居民家庭。聯邦政府更是花大錢來保護中小型民營企業，只要中小型企業在危機期間不解僱人，企業無力承擔的這部分工資由聯邦政府來承擔。我們國家這幾年最多就是發消費券，讓年輕人到網上去搶。經濟學界大部分人反對發錢的政策，認為這是養懶人的做法。所以，我個人覺得，我們在社會領域要做一個很大的轉型，不僅在物質層面，也在思想層面。
概括而言，社會治理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得人心的基礎，那就是公平正義。基本社會公平要實現，否則社會治理就很難。我的理解是，政府一定要在社會領域「起更好的作用」。
企業是市場領域的主體，企業會根據市場情況理性地去配置資源。在企業和社會領域之間，社會領域是弱者，所以，政府要保衛社會領域。社會建設和保衛社會從來不會太晚，我們要好好開始做。
政治領域：橄欖型社會結構
以保衛社會為國家治理準則，同時鞏固黨的主體地位。政治一方面要與時俱進，但同時不能搞激進化。政治領域最為重要的是要保證和鞏固執政黨的政治主體地位。社會領域需要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因為這樣的結構是穩定的。之所以穩定，是因為中產階層是中堅力量。在政治領域也是如此。隨着經濟的多元化、社會的多樣化和思想的復雜化，政治領域必須存在一個中堅力量。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改革開放總會出現一些問題，但只要執政黨的主體不動搖，穩定是可以預期的。
如果說上述這些是「保衛社會」最基本的條件，那麼在人工智能時代，政府──也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回應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嚴峻挑戰。從今天的情況看，有四個方面的事情是必須做的，也是可以做的。
一、確立和強化政府的責任
對公眾來說，需要重新認識政府在虛擬現實空間治理中的角色和責任。英國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於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為政府確立其在現實世界中的權力和權威提供了最強有力的哲學論證。也正是確立了政府在現實世界的秩序之後，人類才逃離了原先的無政府狀態。之後才會有洛克和密爾那樣的自由主義者論述這一現實秩序可以是「不專制的」或者「自由的」。今天的虛擬世界秩序或許也要經歷一個先確立「利維坦」然後再民主化的過程。儘管人們可以討論「企業的社會責任」，但是企業的主要目標並非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
亞當・斯密認為，私人利益可以導向公共利益，但從經驗看，如果沒有政府對企業行為的規範，那麼對私人利益的過度追求必然對社會整體產生極其負面甚至毀滅性的影響。作為公共利益的主體，政府在管控人工智能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政府本身來說，迫切需要對人工智能所能導致的兩個安全問題進行系統的梳理，並制定同樣系統的有效應對舉措：
一、技術本身的安全問題，即safety；二、技術的應用所能產生的安全問題，即security。
就第一個安全問題，不僅人工智能本身會出現各種技術故障，而且其也正在生產出愈來愈多的生成數據（信息），這些都會對人類的智力構成威脅。
就第二個安全問題，人工智能的不當使用和濫用不僅有效損害着社會群體間或者國家間的傳統信任，而且也正在製造大量仇恨、甚至暴力。儘管這些現象在互聯網時代已經產生，但人工智能正在極大惡化這些現象。因此，政府需要針對互聯網非理性言論的蔓延，採取一系列強化監管與反製措施，以確保網絡環境的安全和穩定。
這裏，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是第一位的。政府需建立健全與非理性言論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界定什麼構成非理性言論、仇恨言論以及網絡暴力等行為。同時，加強對現有法律的執行力度，確保相關法規能夠有效應對網絡中的不當言論，維護虛擬空間的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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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立和加大網絡平台的責任
一方面是平台的自我責任。互聯網平台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必須承擔起對內容的審核和管理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概念或者目前流行的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概念也可以適用於平台。
另一方面是政府對平台的監管。平台為利益驅使，如果沒有外在的壓力，很難確立自己的責任。鑑於平台中社會個體因為「原子化」而顯得軟弱不堪的局面，政府在監管平台上需要負起主要責任。
實際上，如今平台愈來愈趨向於「私人化」。政府儘管也會「犯錯誤」，但無論是與平台還是「大V」比較，政府呈現出來的公共性彌足珍貴。類似韓國某平台所發生的侵犯女性人權的案例在全世界不勝枚舉，而這些案例僅靠平台自我監管是絕對無法杜絕的，因此，儘管政府的部分監管措施時常被視為不利於平台發展的，但要監管這些平台還必須訴諸政府。
各國政府需要制定明確的政策，要求平台建立完善的內容審核機製，及時刪除或屏蔽非理性言論，並對傳播惡劣內容的用戶施加處罰。此外，政府也可以透過評估和獎勵機制，鼓勵平台在內容治理方面表現優異。
三、政府和平台加強網絡監測和情報收集
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政府可以通過和平台的合作，建立高效的網絡監測系統，實時跟蹤和分析網絡上非理性言論的動態。結合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迅速識別潛在的危害，及時採取應對措施，防止非理性言論的進一步傳播和蔓延。
這裏，政府尤其需要克製和避免人們所說的「選擇性監管」傾向性。儘管任何政府都具有傾向性，尤其在意識形態日益高漲的今天，但如果政府不能避免「選擇性監管」，那麼就會對極端觀點推波助瀾，造成更大的惡果。政府需要在公眾的言論自由和極端言論之間作出理性的判斷，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有效監控極端言論。
四、人工智能時代需要重塑教育和人類理性
理性是人的現代性的本質，是教育的產物，來之不易。要防止「人工智殘」的趨勢繼續，就必須通過激進的教育改革，重塑公眾的理性思考能力。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組織，即刻可以做的包括：開展公共活動和媒體宣傳，鼓勵公眾在面對訊息時進行理性思考；通過引導公眾學會分辨信息的真實性、客觀性，減少對情緒化和片面言論的盲目接受；可以組織工作坊、講座等形式的活動，培養公眾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使他們能夠獨立判斷非理性言論的影響與後果。
但從長遠來說，各國需要的是根本的教育改革。人類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但各國的教育系統依然停留在前人工智能時代，因此教育與社會發展嚴重脫節。正如教育在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進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在人工智能時代，一個國家的未來，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其在國際舞台所處的位置，都取決於其教育改革。
〈誰「偷」走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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