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聽起來簡單易懂，但無論是理解還是實踐，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西方，亞里士多德寫了《政治學》，馬克思寫了《資本論》，但還沒有同樣的論述社會的著作。其實，在理論上說，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都是深深地嵌入在社會之中的，但社會又和政治、資本不同。在實踐層面，社會更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利益綜合體，各種利益千絲萬縷，互相嵌入，任何一個問題要解決起來都不容易。今天，我主要從保衛社會的角度來談一些我的看法。
無論哪個國家，無論是經濟上升期還是下行期，保衛社會始終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社會就是一個共同體，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需要均衡發展，才是可持續的。在權力和資本面前，社會總是最軟弱的一方，因此需要得到保護；當脆弱的社會得不到有效保護的時候，社會就會表現為暴力。
今天，在面臨經濟放緩這一大背景下，如何有效預防返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並促進經濟、社會與政治三大領域的均衡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結合國內外經驗教訓，分析政府如何在節制和規制資本運作、維護社會基本公平正義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建議構建適應國情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體系，以促進社會和諧與持續進步。
我2011年的時候曾經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保衛社會》，是我之前很多年討論這個重要課題的文章集成。之後每隔幾年，會把新的一些文章收進去，再出一個新的版本，到今天已經出了三個版本。
保衛社會可以說是我在總結了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經驗之後提出來的一個命題。1981年我在北大學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其中涉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那段歷史。畢業之後迄今，儘管研究的範圍變得很廣，但社會領域一直是我花費最多精力去研究的。任何一個學習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學者對兩件事情都不應當感到驚訝──一是歐洲1848年開啟的社會主義革命，二是1990年代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
1848年革命的爆發是因為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公平和不公正。蘇東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正如鄧小平先生當時所說的，是因為這些政權沒有能夠發展經濟、沒有能夠保護好社會所導致的。1848年革命發生的背景是資本主義，1990年代蘇東解體的背景是社會主義，兩者都出現了問題，這是我們需要作深度思考的。
推動經濟發展時 不忘社會發展
寫作《保衛社會》一書的背景是：儘管當時的中國經濟處於快速上升時期，但仍然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當時，被人們稱為「GDP主義」的一些經濟政策「看花了眼」，儘管一些政策有效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其他方面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發展被忽視了。保衛社會的概念就是要提醒人們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絕對不要忘記社會發展。
今天，經濟出現下行情況。在社會層面，經濟下行的影響已經開始出現，有些領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低保吃緊、返貧、居民債務等，有些地方甚至出現老百姓與基層官員之間的對立，其中不乏一些暴力行為。如果處理不好，就會演變成為大問題。如果說經濟上升時期需要保衛社會，經濟下行期間更需要保衛好社會。
經驗地看，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需要保衛社會。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穩定與發展需要政府主動地去保護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規制資本運作，同時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
社會一定要被保護好 否則暴力不可避免
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歐洲會產生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為什麼會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產生那麼龐大的社會主義運動？
結論很簡單，即當年處於原始資本主義時代，一切資本說了算，而社會沒有被保護好。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並且非常暴力。儘管大家都譴責暴力，但暴力還是發生了。只要存在着暴力的根源，總會有人出來鼓吹暴力，暴力運動也自然會發生。這是被歷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的。
在任何社會，底層民眾都是社會裏面最脆弱的一個部分。英國作家狄更斯、法國作家雨果等人的小說裏寫的勞工被剝削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實際上，暴力是當時社會弱勢群體唯一可以用來爭取正義的方式。在社會底層，暴力分兩種──要麼是自殺，要麼就是去殺人。所以，社會一定要被保護好，否則暴力不可避免。
民粹主義源於社會公平得不到保障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既是原始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同時也觸動了從原始資本主義向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社會主義運動是非常有成效的。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這一大轉型，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
社會主義運動在當時表現為民粹主義。儘管誰也不喜歡民粹主義，但是人們需要明白民粹主義是如何產生的。從根本上說，民粹主義的根源在於社會沒有被保護好，基本社會公平不能得到保障。
實際上，無論是一國之內的革命還是國家之間的戰爭，都是與不平等相關。不公平有兩種，一種是內部各社會階層或者階級之間的不公平，一種是外部的國家之間的不公平。內部不公平就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導致革命；而國家間的不公平經常導致民族主義的崛起，導致戰爭。如果歐洲社會主義革命是內部不公平所導致，那麼一戰、二戰就是國家間不公平所導致的。因此，保衛社會，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既有國內層面的意義，也有國際層面的意義。
1945年之後，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汲取了一戰和二戰的教訓，不僅要透過福利社會的建設保障基本社會公平，而且還要透過規章制度的建設來規範資本的運作。所以，從1945年到1980年代的這段時間是西方輝煌的時代。在這段時間裏，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都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
凱恩斯主義對西方貢獻非常大，政府干預經濟，資本和政府「兩條腿走路」，隨着福利社會的擴大，中產階層也隨之擴張。在這段時間裏，主要西方國家的中產高達總人口的60%到70%。這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便是西方社會穩定的基礎。以美國為例，1960年代出現黑人民權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的社會運動，還發生總統被刺殺的事件，但是這些都沒有動搖美國社會的根本。儘管民主和共和兩黨有分歧，但當時的黨爭是有限度的，極化政治並沒有出現。原因很簡單，因為無論哪一個政黨，如果要執政，那麼就要訴諸這一龐大的中產階層。
然而，1980年代以後的美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列根革命」有效地壯大了美國資本的力量，而弱化了政府的力量。列根革命之前，凱恩斯主義一方面壯大了福利社會，但也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了有效的制約。當時美國的企業稅收非常高，稅率可以達到90%之多，被稱為「準沒收型稅率」。從這個角度來說，列根革命具有必然性。列根革命再次把權力還給資本，美國進入了「資本主義2.0版」。列根革命之後，政府大大放鬆了對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管制。這一方面導向了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使社會再次成為受害者。
1980年代以後的「超級全球化」為美國的資本所推動，也為美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是，這些財富大都落到了極少數人手裏。美國以前稱自己為「中產社會」，但是現在美國自己承認是「富豪社會」，不是百分之一的人，而是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人掌握了社會巨大的財富。這是今天美國民粹主義崛起和社會亂象的根源。
歐洲的英國也有類似的經驗，因為在那裏發生了戴卓爾革命。無論是前些年的脫歐還是今天的社會極端化，都是和社會不公平關聯在一起的。不管怎麼說，英美的模式儘管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其社會發展模式不能說是成功的。
不過，儘管面臨巨大的社會分化，今天的美國依然是一種完全發展導向的模式，對資本缺少有效的監管，尤其表現在高科技領域。例如，在網際網路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美國現在還不存在任何聯邦層面的監管體系，在拜登時期只出台了一條總統行政命令，特朗普回到白宮之後，立刻廢除了這條總統行政命令。所以，儘管美國的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但是生產關係面臨巨大的問題。
美國民粹主義崛起的主要根源就是社會變得愈來愈不公平，而現在這個趨勢只會強化社會不公平。沒有人知道，今後美國社會向何處發展。一些美國人早就開始擔心，美國會不會再一次發生內戰。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美國億萬富翁瑞・達利歐（Ray Dalio）認為，由於美國出現「異常嚴重的兩極分化」，未來有可能陷入內戰。
歐洲福利社會的困境
歐洲大陸尤其是北歐社會，在1980年以後選擇了與英美不同的發展路徑，這些經濟體繼續致力於建設高福利的社會。北歐模式到現在為止是比較成功的。但應當指出，北歐社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人口比較少。因此，人們對北歐模式對我國的借鏡意義存疑。
今天，歐洲社會也面臨「向右轉」，即右派政治力量整體崛起。這是今天歐洲發展不足的局面所造成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整個歐洲的問題是規則規制太多，企業所受束縛太多，難有作為，創新不足。或者說，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太先進了，反而「有效」地制約了歐洲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創新不足，導致經濟發展不足。如果經濟發展出現問題，那麼即使是現存的福利制度也難以維持下去。福利受到影響，社會就會出現不滿。今天歐洲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就是其經濟出現問題的反映。
近代以來，歐洲幾乎是「創新」的代名詞，大多創新來自歐洲。但是今天，歐洲強國中除了德國有一些工業創新以外什麼都沒有發生。即使是德國，「工業4.0版」是德國提出來的，但「工業4.0版」並沒有發生在德國，而是在美國。歐洲過於「先進」的規制導致企業沒有辦法做事情。歐洲現在的困境是：規則監管過度，發展不足；發展不足，導致福利社會難以可持續生存和發展；而消減福利又導致社會的抵制和反抗。正如美國，也沒有人知道歐洲如何逃避這樣的困境。
社會應實行私有制還是公有制？
這裏需要解決一個理論問題，也是經驗問題，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什麼要保衛社會？一些人認為，保衛社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情，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這個問題。但這是錯誤的認知。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社會運動，蘇東社會主義社會也發生了社會運動，並且比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運動更加暴力化。因為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區分開來的主要是產權制度，從產權制度來分析保衛社會是很有意義的。
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在發達的西歐，原始資本主義導致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崛起，最終促成了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大轉型。人們可以稱西歐路線為「改良主義路線」；而另外一條發展路線是蘇聯路線，可以稱之為「革命路線」。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成立，其經濟發展路線就涉及今天人們所討論的產權制度，即基於共有產權制度之上的計劃經濟。
中國直到現在還受產權制度的困擾。人們總是一直在問，到底是私有制好還是公有制好？這個是最麻煩的問題，因為人們不同的觀點很容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而一旦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任何有意義的討論便變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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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核心便是馬克思關於產權制度的觀點。但馬克思的觀點一定要放到歐洲文明中和其所處時代背景裏面加以理解和思考。至少自進入近代以來，歐洲就產權與經濟關係產生了兩種思維。一種思維方式認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一思維的信仰者傾向於把所有好的東西和私有財產關聯起來，認為沒有私有財產，經濟發展全然不可能。這種觀點由亞當・史密斯正式系統性地提出，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並在當代由海耶克等芝加哥學派延續、傳承和發展，從而進化至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另一種思維方式也起源於近代，甚至更早一點，始於盧梭到馬克思、再到現在的一些受馬克思經濟學影響的左派經濟學家。這一思維，認為所有壞事情都是由私有制財產而來。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闡述了這一觀點。馬克思接受了盧梭的思想，認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如果不消滅私有制，人類的公平就不能實現。因此他強調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
蘇聯就走了馬克思「消滅私有制」的路線。儘管蘇聯在早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基於公有制之上的計劃經濟始終解決不了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問題。最後，蘇聯解體。蘇聯的解體被視為是外力（即美國）造成的。不過這只是表象，蘇聯解體的本質是這套制度體系不符合人性，解決不了發展問題，滿足不了人的需求。不是美國人推翻蘇聯政權的，而是蘇聯人民推翻蘇聯政權的。
我們建國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也走了蘇聯經濟路線，但是我們很快發現蘇聯模式不符合國情，因此脫離了蘇聯路線。儘管改革開放前，中國也實行計劃經濟，但中國的計劃經濟的集中度和集權度，跟蘇聯的沒有任何可比性。中國實行的是分權、分散性的計劃經濟，而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和集權的計劃經濟。簡單地說，蘇聯的計劃經濟集中和集權在中央政府，而中國的則分散、分權在各級地方政府之間。或者說，在蘇聯表現在「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公有財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在當時的中國，公有財產分佈在各級政府，由各級政府所掌握和分配。
清一色的公有制導致了「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1990年代初，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正確的判斷，他認為，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就是因為那裏的共產黨政權沒有能夠發展經濟，沒有能夠為老百姓提供經濟利益和福利。蘇聯和東歐集團的解體證明極端地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綁定是不正確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混合政體是最優的政體。這一論斷也適用於經濟體制。經驗地看，所有能夠幫助實現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的體制，都是混合體制──既有公有，也有私有。
不要過度介意和重視西方的產權理論
實際上，混合所有制也一直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核心。傳統上，中國人對產權的看法沒有像歐洲人的思維那麼極端，因為中國人強調的不是公有或者私有，而是兩者的均衡發展。我們最早的理念就是孟子所說的「井田制」，井田制就是探討如何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起來的制度。所謂「井田」，中間一塊是公地，公地被八塊私地圍繞。
經驗地看，中國一直是一個混合經濟體，頂層是國有資本，底層是民營資本，中間是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互動運作的領域。近代中國的企業分三類：官辦、商辦和官督商辦。在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裏，中國注重這三層資本的均衡發展，只有四個時期走向了國家主義，分別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革、宋朝的王安石改革、明朝開國帝王朱元璋當政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以前的計劃經濟階段。這幾段時間都是對此前經濟危機的反應，且歷史不長，差不多在踐行了20、30年時間之後又恢復到了混合所有制。
所以，從文明的角度看，我們不要過度介意和重視西方的產權理論，而是要注重中國自己文明邏輯的混合所有制，不要片面地強調公有或者私有，而是要強調兩者的均衡發展。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均衡得好，經濟就發展得好，兩者如果失衡，發展就肯定出現問題。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既要節制私人資本，也要節制國有資本，目的是實現均衡發展。
我們今天左右派爭論的東西都是圍繞西方的理念和經驗在爭論，而沒有真正把問題放在中國的背景裏去思考。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定要像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呢？這是可以思考的問題，但這不是中國文明邏輯，因為中國文明不是用私有制或是公有制來定義的經濟體制的。中國一直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的社會。
〈誰「偷」走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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