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級全球化為一些個人、一些企業和一些國家創造了無窮的機遇。但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夢遊者,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環境裏,他們對真實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

一旦在認同政治層面把中國妖魔化,美國對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合理的了。這種認同政治不僅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民眾和國際社會,也試圖影響中國民眾。

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無論美國的對華政策如何,中國的繼續崛起不可阻擋。

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國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會,迄今也純屬烏托邦。作為一個共同體,社會是否理性,關鍵在於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主導社會。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改變了社會輿論的一切。

當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因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國老百姓生命的時候,人們就必須嚴肅檢討和拷問全球化了。

沒有一個社會會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變得平等,社會永遠會是等級性的,永遠會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最近一段時間開始盛行妖魔化中國來強化西方民主認同的做法。很顯然,認同政治已經從社會個體、群體上升到主權國家對自身的認同,對他國的排斥。

今天的人們脫離了當時「事物」發生的大環境和即時的場景,而把它們置於今天的大環境和即時的場景之中。「歷史虛無化」的目的,無非就是歷史為現實服務。

中國既沒有足夠的實力,沒有強烈意願,也沒有這樣的傳統,來從美國手中接管充滿無窮問題的世界秩序,更是因為美國也不會自願退出國際秩序。

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基礎都不足。中國政府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是貧窮問題的成因之一。

二戰之後,儘管有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體系,但很多國際問題是通過西方體系得到解決,而非聯合國體系。中國早已開始為現存世界體系補充。如果全球化持續推進,人們甚至不要驚訝一些國家同時成為兩個體系的成員國。

今天,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擺出了一副要和中國進行一場「民主政權保衛戰」的樣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脅來自中國。這其實是大錯特錯了。

在美蘇冷戰期間,儘管兩國可以互相進行核威懾,但兩國之間在公共衛生領域還是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廣天花疫苗接種,最終為人類消滅了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今天的中美關係又是如何呢?

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很顯然是比較成功的,而成功的關鍵在於東亞政府在抗疫過程中,能夠實現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

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冠病疫情會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熔斷器,熔斷兩者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聯,導致中國的再次封閉起來嗎?

中國政府拯救經濟的決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強大,同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也更具有能力來拯救經濟。問題在於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錢。

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體系是西方確立起來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國家。現在西方諸國因為疫情自顧不暇,忙於抗疫,好像只有中國在這個本來屬於他們的舞台上活動。這使得很多國家感覺自身的失落。

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普就冠病疫情的應付和合作,但現實地說,即使兩國的醫療合作可以進行,人們所曾經見到的中美關係,已經一去不復返。

病毒本來就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部人類歷史也是一部病毒產生和傳播的歷史,一部人類和病毒較量對抗的歷史。

大國抗疫不見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國是最有韌性的。大國動員不易,在初期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亂象(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但一旦動員起來,通過內部因素的不同組合,大國韌性就開始顯現,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

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導致的恐慌沒有爆發出來,而演變成為西方評論家普遍所認為的「政治危機」。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各國有沒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政治危機?

就意識形態來說,這次民主黨初選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美國已經準備好走向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了嗎?對美國老百姓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或許是一個好的選擇,但離總統寶座的路途仍然崎嶇不平。

疫情危機暴露社會的真實面,它檢閱這個社會的一切。新冠病毒擴散以來,一方面表現為有組織的抗疫,另一方面表現為沒有責任擔當的無政府狀態。

簡單的集權和分權思路已經遠遠滿足不了中國治理制度建設的需要,因為中國面臨的現實是應該集中的沒有集中起來,而應該分權的沒有分權下去。

治理疫情期間的社會是一個綜合的制度和政策工程。對現代複雜社會的治理不能簡單用集權或分權來概括。

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對華「隔離」政策和過度反應,也不言自明地隱含着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一些人希望中國經濟倒下去,希望中國社會倒下去,希望中國倒下去。這個時候中國怎麼辦?這裏只能借用梁啟超所使用過的一句話「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來討論問題了。

病毒的發源和擴散有其自身的規律,在這一過程中,體制只是第二位的,即體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預防或遏止病毒的擴散。如果要從源頭上消除病毒,人們還必須有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生活方式。

內外因的結合導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會抗爭。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從中國的香港、智利、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到法國,全球似乎到處都是憤怒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