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以貿易保護為由打壓中國貿易發展，然而現今中國不一定處於弱勢，「商戰」上如何應對將會大大影響中美兩國關係。
美國也一直擔心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崛起，一些人憂慮白種人文明最終會被他們所視為的劣等民族文明所征服，甚至所取代。今天隨着中國的崛起，他們開始擔憂中國文明會威脅到西方文明。
兩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迎面相撞實為必然。美國既沒有能力和辦法來改變中國，也沒有能力和辦法來圍堵中國，未來的中美關係可能呈現出一個世界、兩種體系的局面，即存在著兩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
在美國看來，華為等中國公司產品進入的網絡空間愈大，表明美國所佔份額的減少；華為所佔網絡空間愈大，美國所能收集到的信息就愈小。
因為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的互相依賴或者關聯，一個國家自私的考量就會對其他國家造成更嚴重負面的影響。這些年美國單邊發動的貿易戰就是明顯的例子。
所有經驗都表明，成功取決於創新，即以自己文化為主體的創新。也就是說，照抄照搬外國經驗不行，固守傳統也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人們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復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歸。
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民主和科學。民主是開放政治，與傳統封閉政治相對；科學是理性，與傳統的迷信相對。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運動，並無道理。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五四運動的大部分是做對的。
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應當是一帶一路的初心。把一帶一路做得更有效率、更好和更可持續，也是今天中國所考量的問題。
美國在海洋上仍然是不可挑戰的霸權，在金融和互聯網上儘管美國保持領先，但也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竭力打壓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技術並不難理解。
中國可以根據西方提出來的問題，反思如何把新疆和大西北治理得更好。在新疆和大西北，必須把發展和反恐區別開來。對恐怖分子和需要工作培訓的這兩類人，絕對不可混合在一起。
政府的「幫助之手」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東亞的「發展型政府」尤其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政府的「幫助之手」發揮到了極致。
中國監管問題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種可以稱之為「制度隔離」的現象，即監管者和普通人民並不在同一個制度體系裏面，或者他們表面同處一個制度體系，但被一種制度所隔離。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大歷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堅持繼續的開放政策。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在房地產領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大既得利益，沒有一屆政府有能力同時應付這三大既得利益。要理順房市和股市兩市，就要掌控錢的流向，即把資金從房市導向股市。
資本主義的成功在於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但現在中產階層面臨幾個方面的夾擊，有來自技術的、有來自資本的、有來自社會的。「憤怒」是今天西方中產階層的主要特徵。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但獨霸產生其自身的危機感，即總是會感到自己的霸權地位要被他國所取代。
今天中國的海洋戰略也迎合了中國作為商貿國家的需要，而傳統的陸地國家心態仍然影響着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關系。在向海洋發展過程中，一旦遇到瓶頸，就很容易轉向陸地。
美國學者傅高義教授1979年出版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引起廣泛關注。鄭永年指出，日本的發展經驗也值得中國借鑒。
如何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呢？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原因很簡單，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和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競爭或鬥爭。
中國企業家群體表現出至少如下特徵：離錢太近，離科學技術太遠。大多數人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但對科學技術不那麼感興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業家更多的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
亞洲「主動」的思想殖民階段。通過亞洲各國的反殖民運動，物質意義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義根深蒂固，不僅無意識地存在下來，而且變本加厲。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
儘管中央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來調整分權和集權，但分權和集權之間需要相對穩定的邊界，沒有邊界，政策執行者就會無所適從。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在微觀領域，新一波以黨領政的改革也出現了黨的機構迅速擴張的情況。例如在企業界和社會組織，人們往往把黨的領導，簡單地理解為在每一個企業和社會組織設置黨的機構。
十八大以來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敗與預防腐敗，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監察委，成為平行於執行機構的獨立機構。不過，在整治腐敗和亂作為之後，現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作為」。
一帶一路的國企投資往往被誤認為中國的國家行為，而非企業行為。對一些國家來說，它們難以把國家和國有企業區分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