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地看，魚與熊掌不能同時兼得。一個經濟體很難同時實現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同樣強大，也很難同時實現服務業與製造業的同樣強大。美國金融經濟強大的代價是其實體經濟的薄弱，美國服務業強大的代價是其製造業的薄弱。特朗普發動的對等關稅戰爭涉及到的只是貨物貿易，而沒有把服務貿易計算在內。美國在貨物貿易領域存在巨額逆差，而在服務貿易領域存在巨大順差。如果兩者總和地看，美國的貿易逆差沒有那麼大。
新自由主義路徑的經驗與教訓
那麼，美國為什麼會出現目前面臨的局面呢？簡單地說，這是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產物。在這一點上，英美國家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經驗教訓。
一、英國的教訓
在英國，柴契爾革命開始之後，金融業被視為是最具現代性並且是主導未來經濟的產業，英國政府因此全面放棄了製造業而把發展重心轉向金融業。儘管這一產業政策塑造了日後人們所見的倫敦金融城，但英國也從此告別了製造業。英國本來存在一個比較完備的製造業體系，但這一政策使得英國製造業大量流失。
這一巨大的判斷錯誤對英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即傳統實體經濟消失、新製造業與英國無緣。今天英國所擁有的，便是一個畸形的產業結構，就業不足，地方稅收減少，中產萎縮，社會高度分化等幾乎所有病狀都與此有關。這也是英國前些年脫歐的主要因素。
二、美國的教訓
美國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也類似。二戰之後，美國形成了一個最系統和完備的產業體系。但如同英國一樣，列根革命之後，美國也放鬆了金融管制，促成了美國資本帶着美國的技術和實體經濟離開了美國本土，流向全球各地。美國在變成金融和服務業強國的同時，也很快演變成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弱國。
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去工業化」局面，美國幾乎放棄了基於中低端技術之上的產業。美國儘管一直牢牢佔據着世界的前沿技術，但沒有能力生產中低端技術工業品，日常商品市場充斥着外國產品。去工業化一直被視為是美國經濟的致命傷，技術、就業和稅收流失，中產規模迅速縮小。中低端技術產品高度依賴進口，而高科技出口又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這樣，中低端產品進口所產生的貿易逆差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這樣就自然導致貿易不平衡。
再者，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是美國傳統中產的經濟基礎，它們的流失表明中產基礎的弱化甚至消失。更為嚴重的是，儘管美國擁有龐大的基礎科研能力和強大的金融創新能力，但沒有了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就很難把基礎科研轉化成為應用技術，而金融創新也失去了服務對象。在這一點上，美國副總統萬斯的觀點是對的。萬斯認為，一個國家的所有創新都必須以製造業為最終的依歸，沒有了製造業，所有創新都是空談。
三、美國的探索
這種局面當然不能持續下去。就美國而言，特朗普「再工業化」的決定是正確的。問題不在於這個判斷，而在於特朗普所使用的對等關稅的方法。一旦特朗普使用關稅來解決這一問題，那麼就導致國內的通脹，影響人民的生活。很多年來，美國就一直處於這種狀況。這也是這些年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社會根源。
無論特朗普未來怎麼做，美國必然受制於這樣一個經濟邏輯：美國若推動再工業化與製造業回歸，其金融霸權空間可能被相應壓縮，從而為其他國家金融地位的提升創造機會；反之，若美國繼續維持金融霸權與服務業主導地位，則將繼續為全球製造業發展留出空間。
例如，二戰之後美國曾經是航運大國，這是因為當時美國是製造業大國，有大量的貨物要運輸。但隨着日本和韓國的崛起，這兩國諸多製造業領域超越美國，因此航運也轉移到這兩國，美國相對衰落。之後，隨着中國崛起成為製造業大國，航運也隨之轉移到中國。如果美國能夠實現特朗普所計劃的製造業，那麼美國有機會再次成為航運大國；但如果不能再次成為製造業大國，那麼美國很難再次成為航運大國。
再如，美國之所以成為金融大國是因為很多國家都要使用美元，而這背後又是因為美國對這些國家開放其龐大的市場。美國為什麼擁有龐大的市場？很簡單，因為美國已經不再生產。如果美國再次實現工業化，自己能夠生產大部分產品了，那麼就不需要那麼多進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有那麼多國家使用美元了，美元自然衰落，美國的金融地位也會隨之衰落。
上海如何以五個中心 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
美國這一經濟邏輯應當對上海的「五個中心」建設具有參照意義。應當強調的是，上海「五個中心」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且依然具備巨大的潛力來提升「五個中心」的能級。
2024年，上海城市經濟規模已經進入5萬億元以上的新階段，在全球城市排位中繼續提升；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到3650萬億元，繼續處於全球城市前列；口岸貿易總額達到11.07萬億元，穩居全球口岸貿易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5150.6萬標準箱、連續15年排名世界第一，成為全球首個年吞吐量超過5000萬標準箱的世界大港。上海機場航空貨郵和旅客吞吐量分別達到420.6萬噸、1.25億人次，排名分別升至世界第二、第三。上海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相當於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4%左右，「上海－蘇州」集群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連續兩年位列第五。
從長遠看，「五個中心」均衡和可持續的發展需要協調好五個中心之間的發展邏輯關系，要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基礎，以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為目標。如果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衰落，那麼就很難實現航運中心建設的目標；如果實體經濟過早或者過度金融化，那麼金融崛起的過程也是實體經濟衰落的過程。一旦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衰落，航運和貿易就失去了基礎。
上海具備所有的條件來構建基於科技創新之上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或者國際經濟中心。或者說，上海具備了我們所說的「三駕馬車」。上海擁有眾多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具備足夠的基礎科研能力。並且，上海已經提出了「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計劃。再者，上海和周邊的長三角其他地區擁有強大的應用技術轉化能力，無論是浙江、江蘇還是安徽都是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主體的經濟體。
更為重要的是，上海也是中國的金融中心，能夠提供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轉化所需要的足夠的金融服務。應當強調的是，這也說明了上海金融的發展方向，即金融要為四中全會所強調的「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服務。因為金融是最賺錢的領域，很多年來，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和金融機構，都很難遏制金融的發展。
四中全會科學地把「十五五」的核心規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發展實體經濟，這表明中國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裏不會過早地把實體經濟金融化，更不會把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從前述英美的教訓而言，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永遠是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
無疑，上海金融的發展方向應當是類似於美國的風投那樣的金融，而非投機的和虛擬的金融。二戰以來，美國很多實體經濟和製造業都是風投的產物。風投是美國金融的「好」的部分，而投機金融和過早過度地把實體經濟金融化的金融則是「壞」的部分，我們應當把這兩部分金融區分開來。儘管猶太人主導着世界各地的金融業， 但以色列則是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立國的。
自發生在英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開始，每一輪新產業的發生、發展和壯大都是和「三駕馬車」緊密相關。因為各種原因，我們錯過了此前數次產業革命。但這次則很不一樣。人類自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技術和產能愈來愈集中在中美兩國。從目前的發展勢頭看，第四次產業革命基本上會發生在中美兩國。上海建設五個中心就是要引領世界的第四次產業革命。
一旦建成基於科技創新之上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上海就可以自然而然成為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也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國際經濟中心建設的目標。同樣，這也會是一種均衡和可持續的發展，賦能上海引領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十五五時期，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一個思路〉二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