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來，每當每年的諾貝爾獎季節到來，中國學界必然會爆發出一股強勁的諾貝爾獎「躁動」。儘管很多國家也會經歷諾貝爾奬熱，但像中國學界這樣的躁動在任何國家都是難以想像的。而且，在社交媒體時代，諾獎躁動遠遠超出學界，而是伸展到社會各界，凡是有點學識的人都非常熱衷於就「諾獎」和「中國」做點評論。
如此高漲的諾獎躁動表明國人對諾獎的重要性是有相當共識的。無論怎麼說，諾獎是一個國家基礎科研的最高水平；當然也有少數人認為這並不重要。這可以理解，對一部分人來說，這僅僅只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表現；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諾獎畢竟是西方設立的獎項，不是中國的，中國人得不到無可非議，甚至也不用去爭取。
只具備條件還不夠
對諾獎的如此躁動，更表明學界對這一獎項還是有高度期待的。十多年前，就有人開始預言，說多少年之後，中國學者獲諾獎會是一件家常便飯的事情。在很多人的認知裏，隨着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程度，那麼此前一直在發達國家發生的事情也會發生到自己所處的這個社會。例如奧運會，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有能力舉辦奧運會一樣的時候，奧運會就會到來。
另一種現象是創新。如同奧運會，創新也是和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關聯在一起的。一個經濟依然處於低度發展的社會很難發生創新，即使發生了，也會是非常零星的，但一旦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中等收入及其以上階段，尤其是其中產階層邁過50%的門檻，至60%以上的時候，這個社會就變成創新社會。
很多人認為，中國學者獲得諾獎的情況也會類似。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已經具備了，中國學者應當是諾獎收穫的季節了。
的確，從很多指標來看，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了「諾獎社會」（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的條件。至少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儘管就全國水平而言，中國總體上還不能說是中產社會，但學界和知識界早就超越中產水平了。改革開放以來，決策者把科學技術發展置於國家的頭等議事日程，在教育領域投入巨大。今天，中國學者的生活水平並不比任何一個社會的差，在一些中心城市，這個群體的水平已經趕上甚至超越發達國家的水平。
第二，大規模的學術基礎設施。國家在這方面巨量投入，可以說是不惜成本，並且往往是採用世界高標準的。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都具備所需要的高水平實驗室。
第三，因為中國的人口基數巨大，對一些學科（例如醫藥），學者們擁有巨量的樣本。巨量的樣本往往是發達國家的學者所渴望的，這也是推動中國和一些發達國家合作研究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四，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學者們擁有最大的自由度。儘管有少量科技研究者往往把自己的研究和「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但這並不是來自體系的要求。今天，沒有人會像從前那樣，用意識形態來干預學者們的研究。
第五，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研究產出量已經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就發表的論文數量而言，中國早就是論文大國了。
但是，人們所預期的諾獎現象並沒有出現。在一些人看來，中國學者不僅沒有獲得這一獎項，反而與這一獎項漸行漸遠了。當現實和期望相去太遠了的時候，人們的情緒也因此而生。
諾獎的本質是什麼？
諾獎的確是一個西方獎項，絕大多數獲得者為西方學者。諾獎迄今已經有124年的歷史。在早期，很多人懷疑只有西方學者才有能力獲得諾獎，也有人懷疑其他非西方人是否有能力獲得此項獎項，但現在這樣的具有種族主義的觀點不再存在，很多在西方國家的華裔學者獲得了這一獎項。近年來，更有愈來愈多的日本學者獲得這一獎項。
因此，人們需要從環境與土壤兩方面來思考為什麼一些國家的學者獲得了這一獎項，而另外一些國家的學者則無缘這一獎項。
首先應當強調的是諾獎屬於基礎研究，強調的是原創性的研究和發現。一些研究即使後來看來並不是那麼重要，但只要是原創性的，那麼也是有足夠的獲獎理由的。或者說，只要人們現在所從事的是原創性的研究，那麼未來就有獲獎的可能性。
而應用性研究則很難獲得，儘管很多應用性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比基礎科研還重要。就社會貢獻而言，不是所有的基礎研究都可以轉化成為實際的應用，但只有轉化成為應用之後，才會對社會有貢獻。如果以對社會的貢獻來衡量，那麼人們是可以對諾獎看得淡一些。這也是發達國家人們的普遍看法，獲得諾獎當然可喜可賀，但不屬於諾獎類別的研究者們，並不會因此看輕自己所作的研究或者所從事的事情。
如果了解了諾獎是基礎研究，那麼人們就要問中國學者們為什麼在基礎研究領域還顯得薄弱？答案也並不複雜。基礎研究需要一些條件，一是研究者獨一無二的興趣，二是研究人員所具有的自由，三是研究者們所具有的經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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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獨特的興趣
研究人員的獨特的興趣或者好奇心最為重要。獨特的興趣是原創性研究的首要條件。那些因為別人的興趣而引發自己興趣的研究也可以有貢獻，但這樣的研究大都是在現有思維和理論架構下的改進，不足以符合諾獎的條件，往往有「一步之遙」的遺憾。獨特的興趣和好奇心決定了研究者是否可以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問題是研究的指引，沒有問題，研究就沒有目標，沒有目標就沒有持久的動力。
研究者的自由
其次是自由。研究人員必須具有充足的時間和自由度來做自己的研究。在西方，科學家們往往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但這裏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說科學家和政府站在對立面，而是說科學家們不需要政府的干預，他們只追求自己的科學目標，跟政治不相關。儘管科學家們的研究往往是政府資助的，但他們還是希望政府不要來干預他們的研究。
世界範圍內，科學共同體幾乎是毫無國界的，但問題在於科學家是屬於某一個國家的，具有「主權性」。因此，政治總是有理由來干預科學家們的研究，對此科學們只能感到無奈。經驗地看，政府資助愈多而干預愈少的地方，科學家們的幸福指數最高，他們的研究效率也是最高的。
經費保障
再次，經費保障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科學家們也是人，他們需要具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尤其是對做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來說，他們對社會經濟的關聯度很小、甚至沒有，不能把自己的「勞動」轉化成生活所需，因此要堅持他們的研究就必須有足夠的經費保障，包括生活所需的經費和研究所需的經費。
這裏的好消息是，很多基礎研究不是資本密集型的，這些研究不需要大量的經費。應用技術的轉化往往是資本密集型的。在西方，這就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勞動分工，基礎研究往往在大學和科研機構發生，而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往往是企業。
在大學，經費來自兩大塊，一是教授學生的經費，二是政府的財政。在美國更是發展出產學研一體化的體系，把科學家的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的轉化（也就是具體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有了一塊額外（甚至是更為重要）的經費來源。做基礎研究的學者也往往面臨窮困潦倒的境地，但正是因為他們的研究不是資本密集型的，只要他們的興趣還在，他們就能夠堅持下來。以往，也不缺少曾經是窮困潦倒的學者獲得諾獎的案例。
〈中國的諾貝爾獎「躁動」〉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