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的這些核心精神體現在當代外交政策上。具體而言，有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一、堅守自己的主體性
在國際層面和外交領域，堅守自己的主體性就必然意味着需要進行國際鬥爭。這尤其表現在對現代化的理解和對現代化模式的追求上。如前所說，在那麼多國家中，只有中國堅守住了自己獨立的思想、思考和思維，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因此，討論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就不得不討論這個國家和西方的關係。
我們不難看到幾種主要的經驗現象。一是那些不能擁抱西方世界的國家，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都很難實現現代化。或者說，這些國家被西方孤立起來或者自己主動孤立起來之後，很難在孤立的狀態下實現現代化。典型的例證有朝鮮和古巴。
二是那些高度依賴西方但又沒有被西方所接受的國家，也就是體制外依附西方的國家，也沒有能夠實現現代化。典型的是拉美國家，一些國家早期通過和西方的關聯獲得了發展，但此後失去了發展的自主性，而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那些在擁抱西方世界的同時不能堅持自己的主體性的經濟體也出現了嚴峻的問題。典型的是歐洲和亞洲的日本與「四小龍」經濟體。二戰後，美國有兩件事情做得非常成功。第一是針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通過這一計劃，美國在幫助歐洲國家經濟復興的同時也控制了這些國家。第二是美國的東亞政策，一方面幫助日本和「四小龍」發展經濟，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機制控制了這些經濟體。
不過，這種現代化方式對這些經濟體也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對這些經濟體來說，當美國有能力為它們提供國際公共品（例如市場開放）的時候，這些經濟體就獲得了發展，但是一旦當美國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為它們提供國際公共品的時候，它們的發展就會受到嚴峻的制約。今天，無論是歐洲還是日韓等經濟體都面臨這個問題，因為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向它們提供市場開放這一最大的國際公共品了。
中國的情況則很不相同。我們擁抱世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的有機部分，在其中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自主角色。這背後的根源就在於我們始終堅守自己的主體性。如果要問為什麼其他國家沒有能夠像我們國家那樣？這裏有我們的規模的原因，因為我們國家的體量巨大，西方一方面不能放棄這個龐大的市場，另一方面不能強迫中國變成一個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有足夠的能力來抵制西方的各種演變方法。但更主要的因素在於我們的文明有能力在吸收消化西方的優點的同時堅持自己的主體性。
這尤其表現在我們的政治意志上。就現代化而言，我們近代初期也走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彎路，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實踐，但都以失敗告終。但是，今天，我們旗幟鮮明地表示，現代化不是西方化，現代化是自己傳統的創造性轉型。不僅如此，近年來，我們已經開啟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實際上，在現代化進程中，人們在器物層面，都可以學習其他國家，但一旦失去知識上的獨立性，那麼必將誤入歧途，迷失方向，最終導致失敗。
（中國外交部圖片）
二、通過國際鬥爭來贏得機遇
國際鬥爭尤其表現在和美國的鬥爭進程中。因為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一些人一看到我們要和美國鬥爭就變得憂心忡忡。但問題在於不通過鬥爭是否能夠求得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呢？經驗地看，我們是「鬥而不破」，在鬥爭中推進中美關係。特朗普一發動對等關稅戰爭，我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進行公開反制的國家。這次在中美兩國元首韓國峰會之前，我們針對美國的芯片戰略毅然推出了我們的稀土反制戰略。去年中美之間四輪的談判，經過鬥爭反而鬥成了「老朋友」。
對這四輪談判可以總結成四點。一是有效地打擊了特朗普的囂張氣焰。自特朗普發動對等關稅戰之後，對其他所有國家幾乎都是百戰百勝，戰無不勝，但面臨中國則遇到了強大的反擊力量。西方人總說，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單上。正是因為我們的有力反制，我們不僅在餐桌旁，而且佔據了好幾個席位。二是打破了特朗普的單方面幻想。特朗普一方面在高科技領域對我們卡脖子，另一方面要和我們達成一個貿易協議，相信兩者可以同時推進。我們的稀土新規則直接對特朗普說「不」。
三是我們找到了對等原則。究其實質來說，我們的稀土新規和美國的芯片規則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可說都是「長臂管轄」。這樣做，我們就為今後的談判找到了更多的武器。四是我們向國際社會展示了，我們這樣做體現了中國文明「止戈為武」的古老哲學，即我們找到這些武器，不是為了使用它們，而是為了阻止美國亂用其所擁有的武器。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學習美國的手段，但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標，我們追求的是理性，是和平。
正因為這樣，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說，向外看，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從容自信：「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彰顯了我們的硬核實力，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通過鬥爭而獲得的果實是實實在在的。正因為是在鬥爭中前進，人們對今後的中美關係反而較前些年更加樂觀了。今天，中美正在逐漸形成一種「階梯式遞進」的趨勢。今後，鬥爭不可避免，也會更加激烈，但我們不是為了鬥爭而鬥爭，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為了世界的利益。人們可以相信，我們和美國的鬥爭正在超越貿易鬥爭，而是在追求一種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我們在貧窮的時候，「窮則獨善其身」，反思我們為什麼會落後。但在我們富裕起來之後，我們則是「達則兼濟天下」，也要幫助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如果說，在內部我們追求共同富裕，那麼在外部，我們追求的是共同現代化。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一個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迄今依然維持在30%左右。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通過各種扶貧事業，幫助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為世界的扶貧事業作出了最大份額的貢獻。
今天，我們在諸多經濟領域，包括綠色新能源和數字經濟，我們擁有了先進技術，也樂意和西方社會分享。儘管這些也是大多數西方國家所追求的，更是受西方社會歡迎的，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政治力量把其視為是風險，甚至是威脅。對此，我們沒有必要過於在意，因為只要我們保持先進，西方的封閉只能導致其最終的落後。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正在努力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我們和全球南方的關係既不像西方所說的那樣，拉幫結夥，針對某些國家，甚至也不像全球南方內部的一些國家那樣搞排他性的政策，而是聚焦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關注的發展問題。儘管「全球南方」面臨無窮的問題，但核心問題是發展。而中國在發展方面擁有了「全球南方」所需要的經驗。
今天，現代化正在成為全球南方國家的核心理念，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可以輔助全球南方的發展。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把自己的經驗強加給他國之上。我們自身成功的核心在於：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如果要成功，那麼就必須找到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這個思想層面的東西是最重要的。在技術層面，我們則擁有從低端到高端的幾乎所有的技術。儘管在一些技術領域，我們還處於追趕階段，但我們所擁有的技術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更大、更高、更遠的目標
我們的國際鬥爭不是為了鬥爭而鬥爭，而是為了更大更遠更高的目標。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一、實現可持續的內部發展
內部的可持續發展是基礎，沒有自身的可持續性，任何外部的作用都無從談起。根據十五五規劃，到2035年我們要實現中等發達國家。正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在全球化狀態下實現崛起的，實現中等發達國家這一目標更需要進一步的全球化。沒有人會認為我們自己可以封閉起來實現這一目標。也就是說，我們要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實現這個目標。
二、高水平開放
作為第二大經濟體，開放是中國對國際社會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國際公共品。開放不僅是我們自身可持續發展所需要，也是我們履行大國責任所需要。在這方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領域，我們已經形成了高水平的開放系統。
第一，包容性多邊主義。和一些國家排他性的多邊主義不同，我們是包容性多邊主義。我們不像一些國家搞多邊主義是為了針對第三國，我們的多邊主義是針對所有成員國所面臨的問題的。
第二，制度性開放，即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開放。在所有這些領域，我們一方面繼續和世界高水平對接，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舊規則的修訂和新規則的制訂，也根據中國的經驗貢獻新的規則。
第三，單邊開放。單邊開放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單邊開放目標有二，一是通過單邊開放來獲取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二是通過單邊開放主動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品。今天，我們的單邊開放政策正在從免簽政策、對最不發達國家的零關稅、製造業准入等向更多領域擴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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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建新型國際秩序
二戰之後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體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今天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這一秩序的最終結局還不得而知。如果諸大國能夠達成共識，加以激進的改革，這個體系有可能重新獲得生機。但如果諸大國繼續無能對此加以激進的改革，那麼即使這個體系還能夠存在一段時間，但要其發揮應有的作用則不太可能了。
不管如何，這個秩序需要重塑或者重建。實際上，這也是我們思考問題的起點。因此，這些年來，我們已經提出了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個倡議既是我們對國際秩序的展望，也是我們構建國際秩序的總體方法論。但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儘管我們提出倡議，但這並不意味着在任何意義上要由我們單方面主導這些倡議，或者把這些倡議強加給他國之上；恰恰相反，這些倡議是我們給國際社會提供的國際公共品。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各國可以通過這些平台進行互動，找到共同的利益，達成共識，借此共同參與國際秩序的重塑或者重構。
一句話，我們可以把今天我們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成為現代版本的「天下觀」。在一個「同球共濟」的世界裏，我們需要這個「天下觀」，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各國的共同參與。在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追求大同世界，是今天中國外交的努力，也是明天中國外交的目標。
〈文明、文化和中國新外交〉二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