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行政長官李家超透露，香港將首次制定五年規劃，以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這是一次破天荒轉變，是香港完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一步。踏出這一步，香港發展方向和政策方針就會緊隨國家的五年規劃、配合國家發展，成為全國一盤棋的其中一員。或許有人會問，當香港融入國家的五年規劃後，我們到底還可以保留多少獨特優勢？
五年規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政治特色」。第一個五年計劃（當年還未叫「規劃」，因國家仍在計劃經濟年代）由1953年開始至1957 年，提出的目標是「超英趕美」。隨着內地由計劃經濟逐步演變為市場經濟，五年計劃亦改名為五年規劃，由過去指令式計劃，演進成為國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宏觀和政策指導規劃。五年規劃成為了闡明國家戰略意圖、政府工作重點，及政府將如何引導經營主體（央企、國企、地方企業和民營企業）行為的發展綱領。
港五年規劃 應配合中央目標任務
內地雖已經放棄中央指令式計劃經濟，但政府仍積極介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扮演主導、監督的關鍵角色。現在五年規劃之下有年度計劃、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中央會把規劃任務和主要目標分解到各年度、各領域、各地區，引導各地區、各部門把政策和行動統一到規劃目標上，以確保發展目標（尤其是有約束力的指標）必須實現。
換言之，各地區要按中央下達分配的區域規劃如期完成任務。未來香港推出五年規劃，也應該要配合中央五年規劃目標，以及完成中央交託的任務。
例如十四五規劃的約束指標，主要集中在民生福祉、節能減排、資源環境、安全保障等，中央會要求各級政府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引導調控社會資源，確保如期完成中央下達的任務。香港未來的五年規劃，是否也循這個模式執行？
香港今年才開始制定五年規劃，但澳門其實早一步，於2016年就編訂了首份《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至2020年）》。當年澳門特區政府曾派官員到北京學習五年規劃的經驗，其後制定21個主要指標。但由於2020年初爆發新冠疫情，澳門博彩和旅遊業都受重創，到2021年澳門政府發表五年規劃的《執行情況總結報告》，指出21個主要指標裏有15個已達預期結果，但有3個則未達標。執行五年規劃後，政府要發布中期及規劃結束後的執行情況報告，以體現問責精神。
發布中期及完結報告 體現問責精神
今年將是澳門第三個五年規劃。配合國家發展，澳門五年規劃目標以產業轉型、技術創新為重點，建立符合國家戰略的發展藍圖，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發展綜合旅遊休閒業，加快培育「中醫藥大健康」，發展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文化及體育等新興產業。
按澳門經驗來看，五年規劃將要列明規劃目標、施政主要指標，推動哪些新興產業，及承擔哪些中央交託的任務。澳門也是國家對外開放窗口──其一直以「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為平台，助推中葡經貿發展。據澳門官方數字，中葡經貿規模由2003年110億美元，增至2023年逾2200億美元，成績不俗。香港到今年才制訂首份五年規劃，應以澳門作為參考個案。
內地五年規劃首次提及香港，是1996年公布的「九五」計劃（1996 至2000 年），當時主要是確立港澳回歸後的定位。到「十二五」規劃（ 2011至2015年），中央首次以獨立章節講述港澳，表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到「十四五」規劃（2021 至2025 年），提出支持香港建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仲裁中心、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遭美歐針對 港融入內地規劃順理成章
從過去被動地在國家五年規劃裏「被提及」，到現在主動配合國家制定港版五年規劃，可以看出香港發展軌跡和思維轉變。香港過去經常說「不願被規劃」，並極力強調香港的獨特性和獨特地位，應該跟內地省市有完全不同定位，只要發揮好香港的獨特優勢，內地自然得到好處；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化是香港最大特色，「被規劃」只會令香港「中國化」，削弱香港優勢。
然而2019年本港爆發社會運動，其後中央公布「完善選舉制度」、特區政府制定國安法，美歐等西方世界開始針對香港，取消過去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香港一直緊密聯繫美歐西方世界的國際化特色，已無法維持。香港未來發展，只能「托庇」於內地經濟實力，要更好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融入內地五年規劃自然順理成章。
過去主張自由經濟的一派認為，政府干預會擾亂市場規律，政府「選擇贏家」（pick the winner）更是浪費資源，沒有效益，只會造就錢權合謀、製造「大白象」，絕不是理想模式。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完全反其道而行，徹底打破了自由經濟的一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活動。他放棄自由貿易，以關稅作為貿易武器；又下令國防部收購美國稀土生產商MP Materials 4億美元優先股，令國防部成為該公司最大股東；此外又注資英特爾取得股份，以完成在俄亥俄州建芯片製造中心的計劃。
分析界認為，特朗普經濟政策是在「模仿」中國，以政策工具指導企業，甚至直接介入，希望令美國能夠在激烈國際競爭環境裏領先對手。連美國都開始「轉軚」，令很多人覺得政府強勢介入經濟，主動以規劃、指導、引導方式推動經濟發展，並非一無是處，反而是可行且富成效的模式。
港訂五年規劃的3點明顯不足
內外條件俱備，香港現在制定五年規劃，相信不會再有意見認為是「大逆不道」。從時間上看，香港比澳門遲了10年才開始制定五年規劃，是因為過去反對派於議會和民間都有相當大影響力，特區政府要制訂五年規劃在政治上肯定阻力重重。而在經濟上，香港當時仍對自己的獨特優勢和特殊定位充滿信心。
香港歷來推崇自由經濟，以市場為中心，政府應盡量減少干預，由市場發揮力量達至資源最優分配，最終企業、普羅市民和政府都會得益。回歸前港英「積極不干預」政策被認為是香港經濟繁榮基石；後來此論不斷受批判，政府已不復再提。
唯無可否認，港人在經濟上對市場有信心，但對政府能夠搞好經濟的信心卻不大。現在由「積極不干預」演變為政府制定五年規劃，到底港人信心有多少？
香港要制定五年規劃，有幾點明顯的不足：
第一，香港是以私營市場為主導，公營部門佔整體經濟的分量微不足道。跟內地不同，大陸央企、國企、地方企業等都有不少巨無霸企業，政府透過它們推動產業政策以至社會政策都得心應手，但香港沒有這個優勢。
第二是人才。本港管治骨幹仍是職業公務員，司局長很多都是政務官出身，他們很多都沒有私人市場和管理企業的經驗。相比新加坡、內地很多高層官員都來自商界，內地的地方和中央幹部大多曾管過企業，執行經濟規劃工作自然頭頭是道。
第三是香港缺少熟悉國情、擅長與內地官員共事的港官。制定五年規劃是一個漫長過程，港官必須跟內地部委、地方官員密切聯繫，了解國家產業、財稅、外貿、科技等一系政策動向，大量「收料」後才可以制定一套切合國情及國家發展，又對香港有利的五年規劃。到底香港有多少這類人才？
回歸後經歷多重波折，香港仍屹立不倒，全賴我們的「老本」：成熟而有效率的市場、廉潔公正文化和規範、法治精神、資金自由進出、出入境自由（《基本法》皆有規定）。有些「老本」已一去不返，唯上面幾項大抵仍有效運作，足以成為香港繼續發展的支柱、賴以成功的軟實力。
制定五年規劃，對港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是香港從未有過的經驗。但不管如何變，我們的「老本」仍足以令香港發揮獨特優勢，在全國一盤棋裏發放異彩。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