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十四屆四次會議閉幕，高票通過「十五五」規劃草案，特首李家超表示各政策局編制小組會開始工作，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牽頭。本社專訪立法會議員陳宗彝和鄧飛，看看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要怎樣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
「十五五」的期許已發生質變，聚焦香港能做什麽。這對特區政府既是鼓勵、也是政治責任與要求，香港須在行政主導下奮勇爭先，全面提升政策主動性與執行力，將國家所需與自身所長緊密結合，拿出可落實、可量化、能見效的治理成績與實際效能。
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客觀條件與內地有明顯差別，照搬內地經驗作五年規劃容易出現水土不服、閉門造車甚至「東施效顰」等毛病。本文嘗試從香港過往社會經濟特點及國家推行五年規劃的經驗，探討香港如何建立適切、管用的「港版五年規劃」。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應能夠樹立發展方向的確定性，從而為市場賦能，提供清晰的政策預期。此外，實現「國家戰略+香港優勢」的深度融合互動，推動經濟朝高質量、高增值、多元化方向發展。
至今，港人還對經濟計劃和全國性經濟統籌充滿偏見。他們卻似乎忘記了自由放任經濟體下，香港有多少人做一輩子的樓奴，也忽略了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的先見之明。
假如當年政府決意主導長遠發展和投資或扶助特定產業的計劃，會否正好更能鞏固1980年代香港對前途信心？
雖說港英政府比較熱衷基建，但也多年對大型工程投資有所諱忌。郭伯偉就曾經強烈反對興建紅磡海底隧道；可以說香港地鐵之能完工，也實是個奇蹟。
一般人對英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多視為是歐洲的一個例外，甚至是自由主義堡壘，其實近代英國深受「專制」德國的社會改革所影響。
從過去被動地在國家五年規劃裏「被提及」，到現在主動配合國家制定港版五年規劃，可以看出香港發展軌跡和思維轉變。香港未來發展，只能「托庇」於內地經濟實力，要更好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融入內地五年規劃自然順理成章。
筆者認為，要在香港推動五年規劃，需要一場思想革命，須認識到資本主義底下也能規劃經濟，並回顧港英時代對經濟計劃的嘗試，反省其失敗的惡果。
2026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香港落實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框架並首次制訂香港五年規劃任務之年，事關全局，至關重要，既是發展畫卷，也是民生答卷。
特朗普一上任即大推關稅政策，以此威脅多國領導人答應他提出的無理條件。美國在特朗普的管治下為何愈趨敗壞？中國對比美國，相對有什麼優勢？ 五年規劃如何引領國家持續發展？聽聽香港城市大學客席教授陳鳳翔博士的分析。
香港正借鑒內地五級聯動與澳門經驗籌備自身五年計劃，彌補本地治理短板，更是一國兩制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規劃紅利的歷史機遇。
對十五五規劃建議，任志剛表示國家重申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好事，國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及提升資本項目開放水平，正是香港好時機。
四中全會提出十五五的多項前瞻性的工作目標，香港應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北都正是我們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合作的重要載體，也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之一。
中國領導階層即將研討第十五個五年規劃，此刻北京亟需規劃新航向──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進口國。這項轉變不僅將是中國經濟戰略的關鍵演進，更將對中國、其主要貿易夥伴及全球產生深遠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影響。
香港過去充分發揮了上一輪全球化的獨特制度和地緣結合優勢，以通道型國際貿易和中介型國際金融的樞紐定位，奠定了目前的發展基礎和競爭優勢。然而，面對當前大國博弈下的全球政經格局，香港已受到逆全球化的嚴峻挑戰而面臨轉型的需求。
從長遠策略考慮，筆者多次提出香港應積極配合國家戰略發展而重新定位，從而制定長遠的產業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人力政策、社福政策、醫療政策等，繼而制定長遠土地空間規劃和城市設計藍圖。
縱使內地和特區政府都表達了良好願望，希望香港融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但由於體制不同，香港要融入真是談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