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論香港五年規劃：麥理浩下的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 規劃進退失據〉（之四）
1978年，香港的自由放任經濟似乎已成定局，模式而且反向輸出到歐美。激進新自由主義團體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港譯飄利年山學會）在港舉行年會，佛利民無視各種反向證據，讚美香港是徹底自由的經濟體，是歐美明日應仿效的對象。
因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工作「毫無寸進」，受打擊的部分委員愈發感到意興闌珊。遭到信奉自由經濟理論的財經界報刊《信報》「個人攻擊」的胡文瀚，在1979年12月撰文還擊。胡駁斥了該報有關「政府設立愈多機構『參與』工商金融等發展」就對工商界特殊利益愈有利的說法；平心而言，這是因為該報沒有區分「勤苦奮鬥」的人士以及坐收漁利的尋租者。胡並且直面批評佛利民道：
佛利民留港短期間，對本港情勢恐難深悉……我們不得打腫臉龐充胖子，使我們的工業發展因為得不到要建立的扶植機構而趑趄不前，再其次佛利民的不干預理論充其量是『僅具時效』的一種，例如他能夠用此解釋日本戰後的工業成功史嗎？長久以來日本政府和社會不是上下一致的扶植及干預日本的工業經濟發展嗎？這裏使人想起中國一句諺語：『管中窺豹』與『坐井觀天』。
可惜的是，這種反擊只是蚍蜉撼樹。1979年，戴卓爾夫人的政治顧問約瑟夫（Keith Joseph）在《福布斯》雜誌訪問中稱讚香港，1981年更指出香港「從未忘記亞當．史密斯的開創性智慧」。他提出在倫敦設立香港式的出口產業園，造成英國左派恐慌。活動家伊斯（Walter Easey）說他想到英國將如同香港，有上萬名只有十來歲的娼妓，以及大群海洛英癮君子，不寒而慄。
同在1981年，出生於南非的彭勵治爵士（Sir John Bremridge）在卸任太古及國泰主席不久後，便接替夏鼎基出任港英政府財政司，提出經濟從製造業向金融業、服務業轉型。兩人決定壓下多委會有關經濟計劃的報告，在此後的預算案中一字不提。與當時台灣地區上至總統蔣經國、行政院長孫運璿等人大力推動半導體發展的態度相反，彭勵治堅決拒絕扶助新冒起並遇上不少挑戰的電子業。
而1970年代末，香港成為金融中心本只是一項意見，卻得到政府大力栽培。1983年9月香港總商會發行的《工商月刊》，呈現彭勵治囂張駁斥記者提問的現場，可見為何英國雜誌《私人眼》（Private Eye）稱他為「亞洲最粗魯的人」：
記者：自從生產因素（土地、勞工與資金）不合比例地流入地產界的情況停止後，你認為香港的經濟體系現時可以更加有效率地分配其資源嗎？
彭勵治：在香港我們依賴市場力量及經濟學的普通規律。這些都不是很多投資者想像中所能夠忽略的。
記者：你認為什麼是目前供應方面的歪曲現象呢？
彭勵治：我信賴市場力量。我怎可以視之為目前的歪曲現象呢？
記者：我們認識一位製造重要電腦元件的廠商。他埋怨說很難獲得信貸向外國購買原料，以增加生產迎合美國的需求。銀行是否在地產市場遭遇過不快經驗，而對其他信貸也作出過敏反應呢？
彭勵治：廢話。香港的流動資金很充裕。如果這位人士有上述問題，相信自有其原因的。
1970年代末香港經濟計劃和福利改革，自此淪為一筆爛帳，卻被反指是成功之道。1981年升任為布政司（今稱政務司司長）的夏鼎基更創造了「積極不干預」一詞形容港英的經濟方針，這大概是當代港人對港英最深刻的印象。由於經濟過熱，香港國際機場從啟德搬遷到大嶼山赤鱲角的計劃在1983年取消，相隔六年後於1989年10月才作為穩定人心措施，由港督衛奕信（Sir David Wilson）宣布重啟。《香港機場核心計劃》（俗稱玫瑰園計劃）成為港英政府結束前香港最後的大型規劃，涉及青馬大橋、三號幹線公路、機場鐵路等項目，規模空前巨大。這其實只是延續社會分攤資本規劃思維，中方則指責英方蓄意掏空香港庫房。
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1982年麥理浩卸任前，曾勸告香港和澳門商人「向北望」，結果是香港本地工業不但沒有實現升級，還大舉北遷。本地工業空洞化，造成這個100萬人的就業支柱的倒塌，間接加劇1980年代末以後「古惑仔」年代的治安嚴重惡化。與張有興等同時爭取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計劃化（乃至經濟民主化）的早期左傾運動家相反，1980年代以後的香港政治運動論述，多誤以為保持經濟自由放任與爭取選票民主，乃至排拒內地影響相輔相成，此即所謂「民主拒共」、「選舉拒共」論。
至今，港人還對經濟計劃和全國性經濟統籌充滿偏見。他們卻似乎忘記了自由放任經濟體下，香港有多少人做一輩子的樓奴，也忽略了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的先見之明──「回歸前，香港應先過渡到一種改良了的資本主義 ，再謀求於1997年與社會主義中國接軌。」回顧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展望
負責任地說，歷史上的計劃經濟有其弊端，例如一些軍事式指令式計劃，容易讓政策滑向只顧重工業而犧牲民眾的路線。然而回顧過去，計劃之被扭曲，大多因軍事需要，或者因國內外鬥爭所致，在和平時期都是可以避免的。計劃經濟的元祖──國家社會主義在當代尚有餘影：各國至今都嘗試通過增加關稅壁壘、健全國家對經濟統營能力、扶植新生脆弱產業達到經濟民生發展目的。
同理，計劃經濟在1929年大蕭條前後非常流行，二戰後依然是新獨立、半獨立國家保護自己免於被傾銷或被剝削的手段。「十五五」規劃和「中國製造」這些「計劃理性」的策略也有其餘影，但如上文所述，早已不是純粹的指令式計劃經濟。
綜觀香港戰後歷史，當局曾多次與經濟計劃化擦身而過。其實，各國採納國家社會主義，普遍是為了在建制內部促成一種社會改革的共識，並且爭取本來長期與建制對立的力量。這滿足香港當下的需要：有不少市民關注香港財赤、判斷有經濟下行的跡象；政府亟需提出令人信服的方針，團結產、學、研、媒，讓市民相信香港正在發展的產業與民生利益一致。
提出經濟計劃，是為了進行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在制定計劃前諮詢請教於各行各業專家以及一般市民的意見，將有裨於明確社會最大公約數。即便AI年代變化迅速，五年規劃期間也可以作檢討、增訂，而且AI和大數據的處理能力，正好可以強化計劃制定的嚴謹度和科學性，而這正是20世紀初計劃官僚夢寐以求的工具。我們實不應將香港的「十五五」污名化。
五年規劃在香港 系列之五（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