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香港五年規劃：新命題還是舊命題？〉（之一）
在此，我們很有必要簡略回顧國際範圍內的計劃經濟史。如上所述，計劃經濟並不一定是極左路線，反而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型態。20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認為世界經濟正在離開自由鬆散、短視短炒的階段，朝「組織化資本主義」（Organised Capitalism）進發。作為後者思想基礎的「計劃主義」（Planism）或「計劃理性」（Plan Rationality）早在18世紀末前已經形成。這裏牽涉到幾個里程碑。
兩種模型
18世紀末，法國支持美國從英國手上取得獨立。美國立國之父之一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受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重商主義」影響，提出要提高關稅並扶助「幼稚產業」，以抵抗英國傾銷貨物。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法國貴族聖西門 （Henri de Saint-Simon），反對不事生產的貴族繼續壟斷政治，認為國家應該由產業階級所領導，並且以巴拿馬和蘇彝士運河等基建項目連接全世界。
聖西門死後，其左派弟子培克（Constantin Pecqueur）提出了最初的計劃經濟主張，以科學方式統計消費和制訂生產指標，而右派弟子佩雷爾（Pereire）兄弟則提出一種新型的工業銀行，為鐵路等回報周期長的項目提供長期信貸。前者成為了日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模型，後者是二戰後日韓等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主要控制手段。
至1830年代，曾旅居美國並接觸到漢密爾頓主義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 （Friedrich List），提出建立德國關稅同盟和大力建設鐵路。1879年，德國歷經多年經濟蕭條後，早在1860年代全德工人聯合會（ADAV）創辦人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所提出的、日後稱為「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的系列政策，得到其好友、宰相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採用。
在這種主義下，由容克貴族所領導的國家，對壟斷產業如鐵路進行國有化，並提供基本福利如疾病保險和退休保險等，作為爭取反建制的社會民主黨選票的手段。這套「國家社會主義」在1890年代以後引入日本和中國，促成1906年日本鐵道國有化。而無論是梁啟超、孫中山、宋教仁，還是北洋軍閥政府領袖，都有過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的各種明確表示。
刻板印象的源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軍工巨頭、猶太人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出任軍需局長，提出將國家社會主義變成一種「統制經濟」，以柏林軍需局為大腦，連接如蛛網般的資訊和物流網絡收集數據，在總部用打孔式電動計算機進行運算，以求使德國軍隊能夠長期維持作戰能力，社會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具體描述社會主義實現以後的經濟模型，希望推動共產革命的列寧深入觀察拉特瑙的統制經濟系統，稱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並認為只要工人起來推翻貴族和資本家，就可將它改變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1917年俄國革命後，最早提出經濟計劃和建立計劃機關的，是一批溫和派「孟什維克」經濟學家。但極左領袖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及其主要盟友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主張為了國防和建設需要，必須盡快透過計劃經濟建立重工業體系，不惜榨取農業、犧牲農民。當時史太林出於權力鬥爭需要，表面上反對托洛斯基的冒進主張，上台後又沿用犧牲農民和鬥爭富農的策略，引起1930年代的大饑荒，並多次整肅這套政策的反對者，但透過多次五年計劃大力建設軍備。這往往是大家對計劃經濟的刻板印象。
蘇聯後來打敗納粹德軍，佔領半個歐洲，以致中國、印度等亞非拉多國極力嘗試模仿蘇聯的模式。1950年代中期，中國曾經反思史太林式硬性計劃經濟得失，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因此提倡過「社會主義自由市場」方針，但不久毛澤東焦慮國際形勢對華不利，而逆轉為「大躍進」，引起嚴重後果。然若無毛時代「兩彈一星」和「三線建設」，實難以想像中國今日國防局勢和西南各省經濟能如何發展。
而西歐國家為了避免重蹈大蕭條覆轍，維持經濟水平和就業，推動現代化，開始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推出經濟計劃；蘇聯經濟學家瓦爾加（Eugen Varga）視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長期化發展，並且在1946年準確預測資本主義因此短期內不會崩潰，蘇聯必須準備與資本主義西方長期和平共存，結果卻引來蘇共黨內左派的批判。
英國和歐陸的聚合與分歧
一般人對英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多視為是歐洲的一個例外，甚至是自由主義堡壘，其實近代英國深受「專制」德國的社會改革所影響。1879年德國宰相卑斯麥成為最早公開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主要國家領導人，「國家社會主義」的成功得到國際廣泛討論，被一些反對暴力革命的英國左派，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革新分子，視為和平過渡的路徑。英國工黨前身組織之一「費邊社」（Fabian Society）就希望參考德國，和平地爭取建制支持社會改革。
在英國工黨具備執政能力以前，自由黨曾是體制內最主張工人利益的政黨。1911年，財相勞合．佐治（David Lloyd George）實現了受德國啟發的基本社會保險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開始實行統制經濟。勞合．佐治在首相任內，面對國內有強烈呼聲，要求鐵路永久維持戰時國有地位，轉退而求其次，推動托拉斯化，於1921年立法將123家鐵路公司合併為四大鐵路公司。
卸任首相後，勞合．佐治繼續領導自由黨，於1928年發行《英國的工業化未來》（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俗稱《黃皮書》（Yellow Book），支持中小企業托拉斯化，去除資本主義自由放任下的重複投資和浪費。經濟學家凱恩斯也參與撰寫該書，提出建立「國立投資局」（Board of National Investment）。同屬自由黨的卑弗列治 （Sir William Beveridge） 更提出在內閣下建立一個具有規劃和協調功能的「經濟參謀本部」（Economic General Staff）；這個名詞從1930年代就經常出現在日韓語文獻，用以形容各國計劃機關。
1942年，卑弗列治延續《黃皮書》有關擴大福利的傾向，撰寫報告，提出二戰後實現國民保險體系和國民保健署（NHS）系統。1945年工黨政府上台，立法頒布鐵路、公路運輸、航運、電力、煤炭、鋼鐵國有令，草擬了對接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四年計劃」，但沒有實行；另一邊廂，則建立了NHS系統。
工黨左派領袖、衛生大臣貝文（Nye Bevan）更是因為英國1950年參與韓戰，軍費擠壓福利預算而憤然下台。1951至64年間，保守黨重新執政，許多工黨時期改革遭廢除或架空，比如公路運輸遭到再次私有化，成為國有鐵路的大敵。
1964至70年工黨雖再掌權，曾提出「國家計劃」，但最後也失去了推動經濟計劃化的耐性與基礎。1970至74年間，保守黨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相對左傾，情勢開始有利香港推動改革。1974至76年間，工黨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容忍黨內左派如產業相彭東尼（Tony Benn）等人在一定制約下運作，英國國內經濟政策開始猛烈左傾化，但以1976年英鎊危機和工黨右派卡拉漢（James Callaghan）拜相告終。歷經工黨與工會走向敵對，以及英國經濟瀕臨崩潰，及至1979年保守黨在戴卓爾夫人領導下執政，香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已成定局。
英國淪為二流國家
這導致在喪失帝國版圖期間，英國沒有執行經濟計劃，國內經濟一片凌亂，缺乏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資金和政策。而彼時生氣勃勃的，反而是在資本主義下打造經濟計劃的荷蘭、比利時和法國，英國則淪為二流國家。其中，比利時勞動黨主席安里．德．曼（Henri de Man）在1930年代提出「計劃主義」（Planism） 一詞，形容其以計劃經濟消彌大蕭條影響的主張，深刻影響戰後西歐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採納計劃經濟。
在戰後，法國計劃總委員長蒙內（Jean Monnet）提出多個五年計劃，並在政局動盪、內閣每三月一換的「第四共和國時期」（1946至58），維持了技術官僚團隊的團結；1958年強人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重新上台，開始「第五共和國時期」，同樣結合技術官僚團隊推動經濟計劃，賦能龐大基建和國防發展，造就法國人至今仍津津樂道的1945至75年「輝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當時巴黎的地鐵和全國的高鐵系統，都受到英國產業界人士景仰，痛恨自國的頹敗無能。
五年規劃在香港 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