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的重要貿易路線，早在西元前三世紀的先秦時期，我國東南沿海的百越族人憑藉熟練的航海技術，經海路到南洋諸國進行商品交易。秦朝末年，南海尉趙佗割據嶺南，建立南越國，大力推動與南海各族群的貿易，從此開啓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今天，走進香港文物探知館的「漢風泱泱：雄渾與交融的盛世」展覽，觀眾可透過展出的珍貴文物，認識繁盛的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如何將中國與世界連繫。
西元前111年，漢武帝派軍平定南越國後，將南越國領地設南海等九郡，鞏固了嶺南地區的治理。在雄才大略的武帝統治之下，漢代進入中國歷史上一個盛世。武帝重視海上貿易，積極拓展對外航線，逐漸形成由中國南方北部灣沿岸的徐聞和合浦等港口通往印度洋的固定遠洋航路。近年在中國東南以至東南亞沿海多處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都有力地證明海上絲綢之路的存在。這些海上航路連接南海、東南亞與南亞，不僅讓貨物流通，更推動各地工藝技術、美學與文明互鑒交融。
越人善行舟 水鄉文化圏至西亞
南海航路的出現源於越人善於行舟。自古以來，百越族群與水上活動關係密切，寧波出土的「羽人競渡」銅鉞，展現了越人臨水而生、依舟而行的生活和文化特質。四位頭戴羽冠的人物雙手持槳，奮力划船，在銅鉞上勾劃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江南水上生活圖像。羽冠象徵百越民族崇拜鳥類圖騰，而銅鉞上方的龍紋則體現水鄉澤國的特徵。類似的羽人船紋，也見於廣西羅泊灣西漢墓出土的羽人划船紋櫛紋銅鼓，顯示百越族群利用船隻往來江海之間。這兩件重要文物展品重構了「百越水鄉文化圈」。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這段文字說明武帝時期的船隊由日南（今越南中部）、徐聞、合浦等港口啓程，沿中南半島海岸線順季候風航行至泰國灣，然後由陸路穿越克拉地峽（Isthmus of Kra）到印度洋，再乘船航行到印度南部的黃支國，再往南抵達已程不國，即今斯里蘭卡一帶。整條航線全程約五千多海里，航程之長、跨越土地之廣，足證漢代海洋交通已有相當規模與組織能力，反映中國與印度洋地區早期已建立深遠聯繫。
過去半世紀，在廣州、徐聞、合浦等地考古發掘了數千座漢代墓葬，出土不少舶來品如寶石和琉璃珠串飾、金銀指環和香料等。在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海港遺址奧高遺址（Óc Eo，又稱俄厄遺址），以及馬來半島中北部克拉地峽東岸的港口聚落考山考遺址（Khao Sam Keo，又譯作「三喬山」），也出土不少與廣州和合浦漢墓相同的琉璃珠飾，以及漢代的戳印紋硬陶、青銅鏡和龜鈕印章等，反映海上絲路的興旺繁盛。西方貨物經海貿進入中國，「漢風泱泱」展覽展出的琉璃、瑪瑙及費昂斯等珠串飾、西方工藝的金銀飾物，以及乳香等都是其中一些例子。
展品中有一件極具代表性的舶來文物——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蒜頭紋銀盒。銀盒器面與器腹以錘揲工藝敲出蒜瓣形凸紋，造型與中原傳統風格廻異，卻與伊朗古蘇薩城（Susa）出土的銀器十分相似。這件銀盒不僅是廣州地區至今發現年代最早的舶來品之一，更是海上絲綢之路早期貿易的重要實物見證，說明海上交流並不局限於南海或印度洋沿岸一帶，更延伸至西亞地區。
香港：海上絲路一角
至於香港，在漢代時已是中國疆土一隅，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因位處珠江口，香港成為航路的重要站點。1994年，香港馬灣東灣仔漢代遺址考古發掘出土六顆琉璃珠，珠上均有穿孔可用繩線串連，作為首飾或裝飾配件。廣州漢墓出土的珠飾數量已超過兩萬顆，大部分為琉璃珠，也有其他天然寶石材質。跟廣州鄰近的香港同樣有琉璃珠出土，說明香港在漢代已在海上航運交通網絡之中。
「漢風泱泱：雄渾與交融的盛世」展覽不只呈獻漢代海上絲路的文物，更訴說關於開拓、交流與融合的海洋史。從「羽人競渡」銅鉞與羽人划船紋櫛紋銅鼓，到蒜頭紋銀盒、琉璃珠及串飾等珍貴文物，都讓我們感受到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它不僅促進貨物流通，更推動文明互鑑、技術交流，亦是我國連接世界的起點。由發展局與國家文物局合辦的「漢風泱泱：雄渾與交融的盛世」展覽，即日起至9月20日在香港文物探知館（九龍尖沙咀九龍公園）展出。探知館逢周四休館（公眾假期除外），免費入場，歡迎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