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正在審議「十五五」規劃，提到2030年以及更遠景的社會經濟發展路向。2026年2月初，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將會親自領導跨部門專班草擬對接「十五五」的文件，香港將首次推出五年規劃。很多人質疑在香港推出五年規劃的必要，更說稱讚香港為最自由經濟體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將在九泉之下不得安息；亦有社論勸告政府即便進行規劃也要「適可而止」。
港府規劃 司空見慣
香港《基本法》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多年來，香港實行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其本質是一種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區別是：政府願意提供房屋、醫療、公路、鐵路等社會分攤資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但不願指導個別產業。
事實上，政府進行規劃，在香港史上司空見慣。雖然香港從來沒有多年度的總體計劃，但在二戰後一些政府部門，如與社會福利相關或警政部門，隨着行政的現代化，都曾陸續制訂多年度事業和財政計劃，回歸後更曾觸及人口政策等。畢竟港府有義務建立這些市場難以獨力承擔的必要設施 （包括但不限於各種基建），以降低自由經濟下的一般生產成本。
然而，資本主義並不是只有自由放任一種，例如西德就實行過「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強力平衡勞資及市場秩序；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多國，實際上也實行一種高福利的資本主義。且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表示，香港打算推行蘇聯史太林式或新中國早期形式的指令式計劃經濟。
筆者認為，要在香港推動五年規劃，需要一場思想革命。不但各種「計劃思維」應該觸及為政者，「計劃機關」要健全，而且「參與規劃」、「擁護規劃」的主人翁精神，也應該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各分野的思維當中。一個重點的任務是認識到資本主義底下也能規劃經濟，並回顧港英時代對經濟計劃的嘗試，反省其失敗的惡果。
市場與計劃並不對立
筆者研究歐美及東亞計劃經濟思想史多年，在香港向人介紹自己的研究課題時，常遇到一個難題：居然有很多香港人完全沒有聽過「計劃經濟」這個名詞，且容易愈描愈黑；即使是向內地人介紹，也有人曾誤以為它是改革開放前的軍事化指令經濟和平均主義。
然而在二戰以後，法國、日本、南韓、台灣地區等，都曾在資本主義大市場框架下實行過計劃經濟，不但由國家提供基建，並引導資本投向特定產業，為這些產業的發展提供信心，成功透過幾乎最低浪費和最佳效率的安排，達致經濟更高速而平衡的發展，短時間內讓許多人過上更好生活。
市場與計劃並不對立。即使是1940年代國民黨治下的中國，計劃機關「中央設計局」也提出過「計劃自由經濟」作為戰後重建的方針。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有句名言：「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實行的計劃體制，就放棄了軍事化指令式計劃 （command planning） 和統制經濟 （controlled economy），而以戰後法、日、韓等國的引導性指標式規劃 （indicative planning） 為藍本。香港現在要對接的「十五五」規劃，就是指標式規劃的好例子，當然決不是史太林、毛澤東模式。
港英政府的規劃特點
港英政府多年來的規劃政策特點，在於只限於供基建和基本民生設施 （社會分攤資本），降低所有生產者的一般生產成本。但凡涉及到產業規劃、改善勞資生產關係等環節，尤其是扶持個別產業，往往是拒諸千里或決而不行。
港英不推出經濟計劃，除了因為香港是借來的地方與時間，不願作長遠投資，更主要的原因是英國的黨派鬥爭拘束着香港，以及港英管治層曲解歐陸和東亞各政權的政府牽頭發展模式。港英偏好英資財團和金融地產業界利益，熱衷於服務他們的需要，甚至默許利益衝突乃至官商勾結公然發生，也是重要因素。
基建方面，港英政府起步較早，包括19世紀末以來的大型供水系統，興建九廣鐵路（於1910至11年通車），以及1935年《房屋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Housing Commission）率先提到發展新界新市鎮和建設公屋。國共內戰導致大量難民逃往香港，間接釀成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及其後的徙置區建設；後於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治下，再發展為《十年建屋計劃》和衛星城市的有序開發，並以鐵路公路、醫院學校等設施為配套。
不過，最具革新意圖的麥理浩，現在雖然被香港人所神化，不但不是帶領一個愛民毫無保留的政府，更是多次與倫敦折衝，曾多次拒絕英方更惠民的改革方案。雖則如此，1950至70年代，港英對產業計劃亦曾經持一定開放態度，卻因為種種緣故，錯失了計劃的良機，與產業騰飛擦身而過。
五年規劃在香港 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