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論香港五年規劃：計劃經濟思想從何而來？〉（之二）
考慮到英國本土的工黨改革遭保守黨架空，港英當局在50年代對經濟計劃一直有所顧忌。這導致香港只有日佔年間有過失敗的經濟計劃，以及一個經日本本土指導香港統制的「香港經濟委員會」。總督磯谷廉介任期內，有明確提出過經濟復興計劃和農業拓殖計劃，一些構想極為大膽，比如填平吐露港種植稻米。但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後，這些計劃只好虎頭蛇尾收場。二戰剛結束，英軍政府為應急依然進行經濟統制，維持配給制，蔬菜至今繼續統營。
製造業欲獲政府扶持
香港社會學者趙永佳指出，從1950年代就有製造業代表希望政府提供廉價工業用地、以及成立工業銀行、扶持鋼業等特定產業，前者主要屬於社會分攤資本，後者是產業政策。雖然是否向某一特定產業提供廉宜土地也可以是產業政策，但這些提案都遭港英當局拒絕；趙認為其原因是戰後港英政府財政資源有限，以及「港府的主要聯盟夥伴為金融及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在權力架構中只佔邊緣的位置。」
這裏其實涉及到嚴重的利益衝突：港英當局在1959年指派研究設立工業銀行的委員會，成員半數來自既成私有銀行（滙豐、恒生、東亞），審議的結論自然也反對成立工業銀行，以免爭奪他們的生意。值得追問的是，如當時港府決意同時扶持產業利益，仍具造船等輕重工業和優良港口設施的香港，是否完全無法競爭？
1962年3月，立法局議員、同時擔任滙豐及怡和主席的巴頓（Hugh Barton）在辯論提出：面對人口膨脹、製造業內惡性競爭、外部市場提高對港貿易壁壘等挑戰，政府應着手制定並實行經濟五年計劃。雖然此言是出於英商之首，仍然遭到主張自由放任的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的強硬駁斥。郭說他對這類政策「深切厭惡及不信任」，因為「為父者並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Papa does not know best）。他考慮到香港是最不封閉的經濟體，指出不可預算的外部因素之多。
但郭的偏見也很明顯，因為法國、比利時、荷蘭，甚至戰後急起直追的日本也都不是封閉經濟。法國戰後的經濟計劃當局也深信，自己擁有全國最精英的專家隊伍，計劃才能取得成功。在缺乏技術官僚文化、政務官（AO）通才傳統深厚的英帝國，制定產業計劃的難處其實是專才稀缺所造成，麥理浩後續似乎也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郭發言後，輔政司（後稱布政司）白嘉時（Claude Burgess）指出，可供政府規劃的只有醫療教育等福利措施。在這種思維下，1971年抵港履新的麥理浩鑑於1966至67年不穩局勢，憂慮九七問題，向倫敦當局撰寫報告，提出必須盡快拉開港人與中國民眾生活素質差距，爭取與中方談判籌碼。
他繼續了前任港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的某些革新意圖，推出了龐大的民生計劃，例如《十年建屋計劃》，目標為180萬人提供公營房屋，但並沒有產業規劃，而房屋計劃也因為石油危機而放緩。
後任市政局主席的政治團體公民協會會長張有興，曾在1970年3月與其他市政局議員離席抗議當局拒絕推行政治改革。1973年11月，張在立法局勸誡麥理浩放棄自由放任，通過開明經濟政策建立「更自由、更人道、更公平」的社會，建議成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可見當時注重民生的政治運動家，認為約束資本的經濟計劃化，等同經濟民主化，而且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計劃化必須同時進行，方能收效。
經濟計劃討論高峰期和實際操作的笨拙
張有興發言當時正值英國工黨提出左傾的新綱領；1974年工黨勝選後，黨內左派領袖如產業相彭東尼（Tony Benn）聯合工會左派，提出建立「國立企業局」（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國有化關鍵產業，接受國家注資挽救沒落行業，並實施工人治廠。
但1976年，工黨右派外相卡拉漢接任首相後，英鎊大幅貶值，他遂決意排除左派的自力更生建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條款嚴苛的貸款，包括嚴格限制各行業加薪為5%等。結果1978至79年冬，全國各大工會倒戈工黨，發動總罷工，造成工黨下台、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勝選上台。
1976年的香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廠。歌星許冠傑的名曲《半斤八兩》嬉笑怒罵地諷刺勞動剝削，「出了半斤的力卻拿不足八兩」的回報，還談到石油危機滯漲下，工資好像用「滾水淥豬腸」一樣縮水，馬上傳頌全港。
勞工權益學者喬．英格蘭（Joe England）形容香港只有大倫敦市的一半大小，產出卻超過整個印度。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指出，當時的香港，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疾病失業保險、免費醫療等基本社會人權福利措施全部欠奉。而在1971年實行的六年小學免費教育，本來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施壓的結果。
1974年起實行的所謂「抵壘政策」，意思是非法入境者如能自行到達市區，就可獲得居民身份，結果每天大量國內民眾冒險「逃港」，卻成為香港工業基本廉價勞動力，飽受壓榨。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和政治學者葉健民的研究證明，1976至79年間，工黨右派、外相奧雲（David Owen）及該部國務大臣高樂培勳爵（Lord Goronwy-Roberts）受英國國內左派輿論壓力影響，透過《香港計劃書》（Hong Kong Planning Paper），施壓港府改革基本民生福利，比如在1980年前禁止15歲以下童工，實現九年免費教學和自願性供款的社會保險等，公共開支增加至GDP的25%，但遭麥理浩拒絕。
財政司夏鼎基（Sir Philip Haddon-Cave）也提出公共開支不應高於GDP的20%，並抵制大幅增稅的建議。認為倫敦只想搞好公關宣傳的麥理浩，更怒斥英國官員：「請諸君檢查一下自己的良心」。作為最終手段，倫敦甚至曾考慮撤換麥理浩。在各方壓力下，九年免費教育在1978年提前實施，禁止僱用13歲以下兒童的《僱用兒童條例》也在1979年通過立法，但仍然跟計劃書的設想有一段距離，社保更無疾而終。
港英曾忌諱投資大型工程
雖說港英政府比較熱衷基建，但也多年對大型工程投資有所諱忌。郭伯偉就曾經強烈反對興建紅磡海底隧道，直到1969年有私人財團集資才得以動工，1972年竣工。
1958年，首次有計劃提出在香港興建地下鐵；這個想法在港府於1965年7月委任顧問工程公司進行的《集體運輸研究》中變得更為具體。1969年，北京地鐵通車，天津地鐵也於1970年6月動工，香港依賴汽車和輪船的交通體制已形落後。1973年8月，夏鼎基同意地下鐵工程由單一財團包攬，並於12月宣布與一個日本財團簽署合約建設地下鐵。港府指出，由日本財團包攬是唯一能限制工程費用不超過50億港元的辦法。這個財團囊括了83家公司，包括三菱、東芝，而港方代表就是怡和公司。
不過情況不久就有變化。1974年5月底，日本朝日新聞以及東京法新社都報道日本財團有意退出計劃。日本方面退縮的理由，主要是1973年10月中東贖罪日戰爭之後發生的石油危機。日本財團因此曾經要求增加工程費用到60億，又向港府提出各種「將貨就價」辦法，包括縮減路線，甚至列車和車站不設空調，結果都遭到港府否決。
1975年1月，夏鼎基在記者招待會上，嚴厲斥責日本財團犯下「嚴重錯誤」，指出他們令地鐵竣工推遲了一年，費用更增加了8億元，要求賠償1.5億元，但日本財團只願象徵式地賠償500萬元，馬上遭港府拒絕。這反映的是港英政府的系統性缺失：缺乏大型基建經驗，笨拙地為他人製造尋租空間；財金官員在債務問題上也愈見失策。
港府最後只能自行設法籌建縮小規模的地鐵，在1975年2月將整個計劃分拆為幾十份合約分別招標，但這項工程還是成為香港開埠以來、乃至全東南亞最大規模的工程計劃。結果是到了1979年10月地鐵修正早期系統首階段通車之際，政府擁有的地鐵公司已負債纍纍，到了1985年更達到200億。
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1982年10月和1983年9月港元匯率兩次受壓，地產市道低迷，地鐵公司的上蓋物業如商廈住宅等發展未如理想。地鐵公司借下大筆以浮動利息結算的外債，而1979年美國聯儲局加息以來，本港利息就曾經達到幾乎20厘。
1985年地鐵港島線完工之際，有會計界權威人士指出，如果政府不能促使行政局（今稱行政會議）分期增加50億股本，地鐵很快就需要「技術性倒閉」，還表示早知今日，以當局的一貫思維，當初就未必會修地鐵。有財經界人士批評地鐵當局起初借債的時候，未有預算國際金融市場利息浮動幅度。對於這種批評，地鐵公司主席李敦（Wilfrid Newton）一笑置之說：「如果有任何人能夠預測到1975至85年這十年間的利率走勢，他一定早就發財了。」可以說香港差點就沒有地鐵，而地鐵之能完工，實是個奇蹟。
五年規劃在香港 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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