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論香港五年規劃：回顧1950至70年代就經濟計劃的討論〉（之三）
1977年，麥理浩基於國際配額制度（1974年簽訂的《多種纖維協定》）對港不利，香港有必要在紡織業外發展，宣布成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多委會），同時積極向外國技術官僚取經。但他委任的多委會主席，不幸就是反對經濟規劃的財政司夏鼎基。多委會16名成員包括工業界的鍾士元（立法局議員、生產力促進局前主席）、安子介（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倪少傑（香港中華廠商會）、胡文瀚（立法局議員、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合和實業胡應湘長兄）等。
此外，還有港島地區供電商香港電燈代表、在立法局辯論中多次提倡經濟計劃和建立中央經濟計劃機關的陳壽霖（生產力促進局主席），以及沈弼（Michael Sandberg，滙豐）、利國偉（恒生）、紐璧堅（David Newbigging，置地）等出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金融地產界代表；新聞界代表有《遠東經濟評論》主編戴維斯（Derek Davies）；還有唯一一名反對撥款興建地鐵的立法局議員、律師羅德丞（買辦富商何東外孫、太古董事）。
政府制約市場 只會損害經濟增長？
多委會日常事務由首席助理財政司楊啟彥主持，進行了兩年的調查和會議，並由胡文瀚率團訪問韓國，與當地計劃官僚對話，拜訪工業園區，又派遣行政人員到馬尼拉和東京調研，同時得到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幫助，取得機密文件，調查了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產業政策。
但多委會結論是：香港不具備這些政權的產業政策的政治社會條件，港府不宜實行多委會所調查的地區的行政干預式經濟政策。這主要是針對日、韓、新、台都屬於一黨政權的現實。1979年2月，多委會內部的國別調研分委員會（Country Studies Sub-Committee）最終報告指出，香港政府缺乏如韓國和台灣地區政權般有效地控制經濟活動的能力，並且認為香港政商關係雖如同日本一樣密切，香港商界卻不如日本財閥一樣「聽話」（biddable），能接受行政指導。
事實上，在當時風行的書籍如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通產省與日本奇蹟》（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中可見，誇大政府官僚控制財閥的能力，也是當時日本研究學界的一種通病；但也可以看出港英當局意識到提出經濟計劃，香港就需要改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躊躇不前。報告認為，政府制約市場力量運作的結果只會是損害經濟增長率，絕不可為。
港英政府並不民主
然諷刺的是，港英政府並不民主，反而這種高壓體制，卻是經濟自由放任下金融地產利益不受限制撈取利潤的前提。港英前高官華樂庭 （John Walden）就承認香港戰後繁榮「如無威權政府，根本無從發生」，而當時的市政局議員、傳教士及教育家葉錫恩（Elsie Elliot）則多番向倫敦投訴香港的腐敗和高壓，被社會視為平民權益鬥士。
1977年10月28日香港警察暴動，搗毀廉政公署，幾乎需要出動英軍兵戎相見平亂，更造成空前政治危機，最後麥理浩頒布局部特赦令才緩和了情勢。
怯於制約市場或權力的港英，卻勇於制約各種市民權益組織和香港觀察社等初期論政團體；當局於1977年成立與警察政治部合作的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被指一同滲透各種社會組織，並打算進入校園和大學組織，監察左翼活動。
多委會於1979年11月底提出報告，提出GDP每年增長4.5%到9%，列出設立「永久性的工業發展委員會」、發展飛機導航儀器等高端電子產業和鑽油設施等高端重工業、加強中港經濟合作、興建煉油廠連接南中國海油氣田、確保工業土地供應、成立新的法定工業訓練局提升勞動力水平、強化工商署職能、發展金融與保險業等47項符合當時香港情況的主要建議，但遭左右輿論夾擊，包括港大經濟系高級講師（後任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指責其太保守、空泛。
陳的反建議包括設立一個學術界、工業界和政府共組的經濟社會研究院（似是參考了英國成立於1938年的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即NIESR），以調查更可持續的發展政策，建立全面而不是只應對現存工業的人力培訓政策，急劇擴大生產力促進局的技術革新能力，以及延續1950年代末工商界的建議，提出政府應該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撥出工業用地。
值得反思的是，國別調研分委員會報告中指出，不如剛獨立的新加坡般急須通過建立國企等政策鞏固政治信心，香港並沒有類似信心問題。但其實如上所述，早在1970年代初，麥理浩已經向外相卡拉漢反映，焦慮「九七問題」和政治信心不穩。假如當年政府決意主導長遠發展和投資或扶助特定產業的計劃，會否正好更能鞏固1980年代香港對前途信心？
五年規劃在香港 系列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