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一本舊聖詩集，或是重聽陪伴幾代人成長的經典兒歌，今天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很容易批評：「都唔啱音」。從《有隻雀仔跌落水》的「水」字，到不少傳統聖詩中拗口的歌詞，我們的耳朵只要一聽見字音與旋律不配，便覺得不自在。
但為什麼上一代人唱了幾十年不覺得有問題，偏偏到了我們這一代就如此刺耳？其實問題不在於那些歌曲，而是我們的審美標準，已經被一場長達半世紀的填詞革命徹底改造。
粵語的聲調會影響字義，這是語言的客觀事實。然而把字音與旋律高度吻合視為流行曲創作的鐵律，卻是相當晚近的事。
舊曲新詞 依字行腔
在70年代之前，香港的粵語時代曲、電影插曲、學校歌曲乃至兒歌，大量是「舊曲新詞」，直接借用西方民謠、國語時代曲或日本歌的旋律，再填上中文歌詞。由於原曲根本不是為粵語而寫，譯詞或填詞人即使再用心，也只能在固定的音高框架內勉力為之。再加上當時許多歌詞用的是書面語甚至帶有文言色彩，與粵語口語的實際聲調存在落差，「唔啱音」的情況自然非常多。當時的聽眾並非耳朵不靈，而是整個音樂文化根本沒有把「完全協音」放在首位。
真正的轉捩點，發生在70年代中後期。隨着著名歌手以粵語口語入詞，電視劇原創歌曲流行，一眾填詞人將粵曲「依字行腔」（指演唱時依據歌詞漢語字音的聲調、韻母與語義來安排唱腔）的傳統重新引入流行曲，一套嚴謹的協音規範開始成形。到了80年代，詞人將協音技術推向極致，不僅句尾要協音，每一個音節的高低升降都要與旋律契合，甚至連「半協音」（或稱近似音）都被視為瑕疵。
字字啱音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字字啱音」，其實是幾代填詞人用了數十年時間，一首一首作品琢磨出來的成果。它不是粵語的天然狀態，而是經過歷年的努力而達至的工藝標準。當這套標準透過無數經典金曲鑽入我們的耳窩後，再聽70年代之前的作品，自然會覺得「礙耳」。但礙耳的，其實不是那些舊歌，而是我們已經被訓練得太敏銳的聽覺。
兒歌以外，傳統聖詩更容易成為「笑話」的對象，背後還有幾重特殊的歷史限制。
第一，旋律先行。絕大部分傳統聖詩都源自西方，原曲是為英文、德文、拉丁文等非聲調語言而寫，旋律早已固定，譯者只能在既定音高中填字，先天就難協音。
第二，官話中心的翻譯策略。明清時期來華傳教士編輯詩集，目標是建立一套全國華人教會通用的文本，因此譯詞以官話和書面語為基礎，並非為粵語度身訂造。粵語教會借用一套非粵語系統的歌詞，問題自然出現。
第三，詩歌功能的優先次序。對早期教會而言，詩歌首先是敬拜與牧養的工具，神學是否準確、信息是否清晰才是首要考慮。協音與否，並不是評價一首聖詩的核心標準。
第四，集體記憶。當一首詩歌唱了幾十年，承載過無數婚禮、喪禮和布道會的眼淚與感動，它便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信仰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有不協音之處，會眾也會覺得「本來就是這樣唱」。
今天我們覺得舊聖詩與經典兒歌礙耳，並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有什麼缺陷，而是說明香港的填詞工藝在過去半世紀走過了一段佳美的腳蹤，把粵語協音琢磨成一門門檻甚高的藝術。我們應當珍惜並感激歷代的創作人累積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同時，我們應多一份歷史的同情：那些「唔啱音」的詩歌與兒歌，曾經真實地陪伴過人、安慰過人、塑造過一代人的童年與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