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第十五個五年規劃，今年3月在全國兩會公布，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推動高質量發展；二、加強國內大循環；三、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四、統籌發展和安全 。特首李家超已宣布，政府全部15個政策局會立即調研，制訂配合國家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規劃，目標直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競爭力三大核心，為將機遇轉化為實現路徑。
香港自回歸以來，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力都持續下降或維持在低出平。 在新產業政策方面，雖然自董建華以來各屆政府已推出各項新產業政策，至今未見成效，創新科技業的生產仍乏善可陳，再者，香港市民的幸福感全球最新排名跌至90位，已連跌五年，為20年來最低紀錄（共147個國家/地區，芬蘭第一位、新加坡第36位、日本第61位、中國大陸第65位、南韓第67位）。
在這背景下，在制訂第一個五年規劃中，面對的關鍵問題是什麼？政府各政策局是否只是把現有政策包裝一下，就重新上路？政府在這新契機下，在現屆政府只剩下約一年的任期，就經濟、民生各項政策能否有新突破？這是大家關心的。
未來五年經濟增長能否和需要高於3%
根據港府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2014年的報告，在未來20至30年間香港的實質經濟增長（Real GDP Growth Rate）估計平均每年有2.8%。事實上，自回歸以來，本港經濟實質增長已不斷下降：2001至2010年平均每年為4.0%，2009至2013年平均有2.8%，2014至2019年下降到1.9%，2020至2025年則再下降到只有0.9%。香港經濟近年經歷較大波動，疫情時更嚴重，雖2025年已回升至3.5%、恢復到較正常的水平，唯現在中東戰雲密布，又是不穩的一年。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假設2027至2030年經濟趨勢實質增長率為每年3%。在制訂五年規劃時是否仍會採納這個為經濟增長目標？政府這項3%的趨勢增長評估 ，只是財政司司長作出概括性中期財政狀況評估的一個參考基礎數據，並不是經過詳細分析的經濟評估。
筆者認為政府在制訂第一個五年規劃時，如仍採納3%作為香港經濟增長的目標，並不是一個理想的策略，政府必須積極嘗試推動一個更高的增長率，以配合國家4.5%至5%的增長率。不然，香港的總體經濟規模和貢獻，佔全國的比例就只會繼續下降，反過來可能須不斷要求中央作進一步的支持。
當香港融入國家五年規劃的大家庭時，讓我們再看看全國各主要城市在2025年的經濟表現：國家是5.0%，北京是5.4%，上海是5.4%，廣州是4.0%，深圳是5.5%，重慶是5.3%，天津是4.8%，香港是3.5%。全國大部分主要城市的經濟增長率都略高於全國水平，香港的表現則是比較低。
私人投資生產力、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港新比較
香港雖然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自由市場、極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但多年來私人投資在各樣不利因素下停滯不前，因而影響勞動生產力的表現。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有關本地生產總值的數據，總體投資於機械、儀器及知識產權的項目中，私人投資在2010至2019年的平均實質增長率只有0.3%，這低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更大大低於新加坡私人投資同期增長率的5.0%，近年表現仍沒有明顯改善。
回顧一下，香港和新加坡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平均每人本地生產總值（以美元計算）在2003年仍然是相若的，至2025年新加坡已高於香港約74%，這差距每年約以2%拉開。此外，以平均每個勞工本地生產總值計算（主要反映勞工生產力數據，labour productivity），新加坡亦長期高於香港約50%。兩地經濟表現的差距，主要由於新加坡私人投資有更高的增長。
政策性投資須平衡
香港經濟在近十多年的表現一直落後於新加坡，我們一定要急起直追，鼓勵和促進更多本地和國際實業的投資（這有別於金融股市的投資）。經濟低增長使到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失去信心，現在不少從政者亦不斷要求政府必須支助和干預不同行業（由高科技產業到回收業、電影業），政府政策性投資正逐漸取代私人投資。政府政策性投資有其積極性，但亦對市場傳遞了一些負面的訊息，也可能削弱改善民生的財政能力，政府必須適當的平衡。
因此，政府現在應依據香港實際情況、地緣政治變化等因素，重新評估私人消費、私人投資、進出口貿易、各主要行業等在未來五年的表現，以及在評估政府各項新政策推動的成果下，訂定出首個五年規劃的平均經濟實質增長率。這是政府的施政目標（ 國家訂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都是切實可行）和反映香港繁榮的主要積效指標，是特區政府對中央和市民的承諾，並為市民和企業參考和決策的依據。
中國 「十五五」規劃的首要戰略任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香港北部都會區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就是最好的回應和配合。事實上，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各屆政府就成立了香港科技園公司、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納米及先進材料硏發院、汽車科技硏發中心、數碼港、中醫中藥研究院等促進科技產業發展的基建，此外也提供了多項以十億元計支持創科的基金，包括創新及科技基金、應用硏究基金等。
成本效益分析 提升北都創科發展效能
我們缺乏的並不是政府推動創科產業的意志和資金，我們缺乏的是如何有系統和全面評估這些政策和設施的成效，以作出系統性和全面有效的政策調整和優化。
審計署多年來曾對一些科技政策和設施進行審計。總的來說，這些報告顯示香港創科政策和基建設施的表現和成效，並不如人意。雖然審計署提供了不少建議，多年來一直未能改善。在2024年，政府已宣布應科院和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合併，而汽車科技研發中心則併入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這些改組的成效如何？有待觀察。
財政司司長在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再預留500億元作支援創科發展，當中有100億元會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以支援應用研發的工作。港府的創科發展一直強調資源投入，但其商業化及產出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政府應該參考各先進經濟體制訂科技政策的經驗，將成本效益分析作為評估創新科技政策的主要工具，目的是確保公共資源投入能最大化經濟和社會價值的設施和行業。這包括事前評估以分析各個項目的潛在收益與風險，支持政策制定與資金分配決策；再者，事後評估也非常關鍵，以確保政策成效或評估可能失效的情況和原因，從而調整改善政策，至為重要。
針對北都的科研和創科基礎設施的投資，政府應該在全面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成立一個持續監管和評估系統。北都基建的投資，不能再只聚焦投入而忽略產出。
新產業發展主要以高新科技產業為目標，期望能提升香港整體經濟的生產力、創造就業、出口、稅收和財富。這些都是明顯的經濟收益，是最適合透過在決策前後執行成本效益分析，以辯證和確立大規模經濟投資計劃。這是帶領香港進入國家復興大業重要一環，也是香港經濟的未來出路。因此，在制訂五年規劃過程中，創立一個新機制，以評估基建和產業政策的成效，增加問責性，就顯得更加重要和急不容緩。
如何確保下屆政府持續執行五年規劃？
現行政治制度下，特首及其管治班子五年一任，長遠政策要在任內有明顯成效，絕不容易；政府換屆後，更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改變上屆政府制定的策略。例如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已否定前任特首曾蔭權提出六項優勢產業中的教育和醫療產業，測檢和驗證產業亦不再被重視 ，導致一些新產業政策發展欠缺持續性。新產業政策朝令夕改，不只打擊政府的公信力， 影響市民的信心，也浪費社會資源。
再者，在土地使用規劃方面，林鄭月娥政府曾全力策劃推行的「明日大嶼」大規模填海和區域發展計劃，李家超政府任內已正式被北都發展計劃所取代。為了使港府制訂五年規劃的程序更能配合國家的發展，以及協調各屆政府的重大政策，筆者有兩項建議：一、調整香港特首五年任期的時間，使之與中國政府的任期保持一致；二、提早特首選舉日期，讓現屆與下屆政府有至少六個月的重叠期，候任特首及其影子政府也可積極參與制訂下一個五年規劃。
邀請國家發改委和社科院協助香港
香港制訂五年規劃，涉及各重大政策的研究和規劃，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香港經濟發展近年低迷，各屆政府都嘗試不同的新政策，為經濟社會注入新動力。部分由於各屆領導層的理念和施政重點不同，造成一些影響深遠的政策，在制訂過程中缺乏嚴緊性和協調，亦沒有作適時檢討，特別涉及新產業、公共財政、人口和房屋等方面。
政府擁有最大的公權力制定公共政策，應積極為香港的各方面長遠發展進行政策研究，但政府的政策研究一般只集中於一些社會當前面對的熾熱問題，至於推動長遠政策研究的能力，顯然力有不逮。
事實上，每屆新政府上任都會公布一些藍圖，例如2022年公布的《青年發展藍圖》、2023年的《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2024年的《香港旅遊發展藍圖2.0》等；一些長遠政策文件亦不時作出修訂，例如《長遠房屋策略》。這些都是重要的政策文件，但如何能推動香港的經濟增長，以及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並沒有更詳細的論述。此外，政府不時會外聘顧問公司進行長遠的發展規劃研究，這大部分是涉及基礎建設和土地規劃，其與社會民生及經濟政策的直接關係一般不大。
以公共財政政策為例，政府於2002年成立的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向財政司司長提交了有關稅務改革的報告，建議政府開徵消費稅來解決未來財政結構性赤字。當政府於2006年參考此報告，就開徵相關稅項公開諮詢時，社會大眾包括各主要政黨，卻因為消費稅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強烈反對，逼使當局於諮詢期結束前便宣布擱置該政策。由此可見，政府原本的政策研究並不夠周全，以及對社會的政治反響評估不足。
另一方面，根據政府2024/25財政年度的預測，估計今屆政府任期內每一年都面臨財政赤字，總財赤積累估計為6540億港元。這龐大積累的財赤，如何能回歸《基本法》第107條的精神？政府至今未有提供能令社會大眾釋疑的方案。
香港在長遠政策研究上，無論政府內部、大學或民間均落後於較先進的經濟地區。港府必須成立有香港特色、類似國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為政府制訂長遠經濟和社會政策服務，作為制訂五年規劃的官方智囊。
再進一步，筆者建議政府盡快邀請國家發改委和中國社科院派員來港當顧問，以協助制訂五年規劃。長遠來說，北京亦可考慮在香港設立發改委和社科院常設機構，以協助和監督香港五年規劃的制訂和執行。
如何推進全體港人「共同富裕」
中國「十五五」規劃另一重要戰略任務是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但在一國兩制下，這似乎一直並非港府的施政綱領，多年前政府取消遺產稅、長期偏低的最低工資、勞工從未有集體談判權、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不健全的退休保障等政策能夠佐證。不可忘記，以上各政策都是全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正面實施的政策。香港貧富懸殊的嚴重性在全球排名是數一數二的，港人幸福感偏低，不是沒有理由的。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期積累的敏感課題，不是一朝一夕能有效處理。 現屆政府在薪俸稅、利得稅和差餉引入溫和的累進稅，這是可喜的第一步。政府在制訂首個五年規劃時，民生各項政策能否有新突破，並提供一個新的路線圖，給下屆政府作為指引？如果現屆政府做不了，下屆政府也是責無旁貸的。
總的來說，雖然香港一直有很多優勢，但我們應撫心自問，為何這些優勢多年來未能為香港帶來持續的、更高的經濟增長，提升港人的幸福感？香港現正制訂第一個五年規劃，是促進港府重新檢視現有各項規劃，去蕪存菁、修訂及優化的重要契機。
這對政府的整體協調策劃和其有效執行，將有更高的要求；以配合國家發展為目標，是個振奮人心的新事物，必須全力以赴。這也是一個龐大深遠的人心工程，如何集思廣益，爭取全民各界參與，全民共識共享至為重要。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