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港版五年規劃的新聞及討論十分熱鬧，各方面的共識是香港要聚焦發展「四中心、一高地」（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和創科中心，及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促進香港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港版規劃之目的，自然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框架，同時也要兼顧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的市場經濟特色。國家在中長期規劃有十分豐富的經驗，自然是港版五年規劃重要參考對象。筆者早前在本欄的文章（〈港版五年規劃處女航〉，2026年2月26日）強調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模式十分嚴謹，通過「全政府」、「全社會」、「全方位」廣泛參與而制定。規劃過程首先通過數以百計研究機構、高校、智庫深入研究形成基本思路，再由國家發改委、各級政府搭建具體框架，然後由國務院起草綱要草案並諮詢公眾，最後由人大審批。筆者是以在該文倡議：「參考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寶貴經驗，香港五年規劃亦應建基於扎實研究基礎，並充分吸納持份者與智庫意見。」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如何實行五年規劃
中國大陸的規劃模式固然重要，但中國並非資本主義國家，缺乏在資本主義市場下開展規劃的經驗。於一國兩制前提下，不少論者強調港版五年規劃應是「有為政府」與「靈活市場」有機結合；唯對於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理想中的有機結合，卻鮮有更具體論述。其實世上有不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有做五年規劃或中長期規劃，它們的模式能夠對港提供重要參考經驗。
法國於1947年便開始實行「指導性規劃」，是資本主義經濟開展中長期規劃的鼻祖，一般認為其模式助力法國戰後經濟騰飛。此後不少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紛紛借鑑法國經驗實行五年規劃或中長期規劃，成為東亞經濟奇蹟及東亞經濟模式的重要部分。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劃的演進
法國「指導性規劃」非由強制命令推行，而是透過政府與主要商會及企業洽商，預測主要行業的未來發展，並由政府透過補貼或貸款的優惠，引導企業按國家戰略方向投資。後來法國在2006年放棄了五年規劃，主要是當時反對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義興起，法國不少國營企業已私有化；況且隨着歐盟經濟逐步高度一體化，個別國家政府對本國經濟的駕馭能力相應下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強調，隨着法國戰後多年經濟發展，法國企業及市場環境已高度成熟，企業本身可預測市場未來變化並適切反應，毋須由外行官員對內行的企業家指手劃腳。
高度成熟的市場是否毋須經濟規劃，其實有商榷餘地。就算是高度發達的市場，仍有不少「市場失靈」案例，原則上政府干預或規劃經濟，可補救市場不足。況且今天全球的安全和經濟秩序迅速崩解，中小型經濟不能像過去依賴「美利堅治世」下的全球化秩序，須準備面對生產鏈斷裂、經濟秩序混亂的多種風險。這樣情况下，政府角色及經濟規劃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可能有增無減。
韓國及新加坡經濟規劃的經驗
新加坡及韓國都是高度開放、依賴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經濟體，與香港經濟相似，其模式特別值得香港參考。韓國朴正熙政府於經濟起飛時代的經濟規劃，有較高指令性，政府強勢介入並「挑選贏家」；惟後來在經濟高度發展後，韓國五年規劃逐漸蛻變成宏觀戰略藍圖，是誘導性的規劃。
新加坡有多種五年、十年或更長期規劃，針對社會經濟不同範疇，例如為期十年的土地規劃、十年或更長期的產業轉型藍圖、以五年為期的研究、創新與企業規劃，是該國的科研戰略，聚焦製造、醫療、永續發展、數位經濟四大領域。
星韓都是實行指導性而非指令性的經濟規劃，例如兩國的規劃主要是戰略指引，沒有法律效力，主要承諾政府投入多少資源（例如對基建或科研的投資），對新興或指定特殊行業承諾資金、稅務或政策支持，卻無規定特定行業或企業產出，也沒有總產值指標。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市場環境瞬息萬變，政府無法透過規劃手段達到特定總產值增長率，或特定的行業生產量。
兩國規劃經驗對香港的啟示
其實香港也有多種中長期規劃，針對社會經濟不同範疇，情況跟新加坡中長期計劃頗相似。本港中長期規劃，包括土地、 運輸、房屋策略（如《香港2030＋》、《運輸策略藍圖》、十年房屋策略）、創科發展、金融科技發展、國際教育樞紐等，反映香港在空間規劃、產業布局與民生發展方面已有一定基礎。但新加坡政府素質及效率較優，其洞悉問題的先見、凝聚社會共識的能力、執行決策效能，都遠超香港。
現時香港的論者及政黨，對於港版五年規劃應該有多詳細，或應該包括什麼範疇，有頗不同理解。部分論者認為香港是高度市場化的經濟，經濟規劃理應是方向性，不應規定得太緊、太死，也不需有總產值指標。可是也有論者和政黨認為，香港五年規劃不單要有總產值指標，還要參照國家「十五五」規劃各個不同範疇的指標和時間表，訂立包羅萬有的明確指標，例如要於五年及十年內提高港人平均居住面積到多少平方呎、五年推動500幢舊樓重建、十年推動1000幢舊樓重建、五年實現人口增至800萬到850萬、十年實現900萬以上人口等（詳見經民聯有關對接「十五五」建議）。
星韓兩國的規劃經驗顯示：雖然兩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遠超香港，可是兩國都無足夠手段及能力達至特定總產值目標。這樣情況下，要求香港政府有能力達至這些指標，恐怕是緣木求魚。
香港政府每年的預算案，都會估計未來幾年實質增長率，最新估計為平均每年3%。這是估計而非目標，兩者分別在於政府有責任達至其目標，卻無責任也無需要達至其預測。同樣，新加坡政府也預測未來經濟增長，例如官方預計2026年總產值將增加1%至3%之間。此預測區間很闊，反映了星洲或香港一類的小型開放經濟，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市場，總產值增長率不確定性很高，要準確預測很不容易，更遑論達至硬性增長目標。把預測數字變成指標，根本不切實際。
星韓的中長期規劃，不聚焦於總產值或個別行業產值指標，而是聚焦於長期的結構問題，包括競爭力、產業轉型、創科戰略、永續發展、包容發展等議題。於地緣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兩國的發展規劃都不約而同強調要加強面對風險的準備，以及加強韌性與彈性的需要。兩國經驗顯示，這些議題也應該是港版五年規劃核心議題。港版五年規劃的精髓，在於聚焦實際可行的戰略藍圖，而不在於羅列一大堆主次不分及包羅萬有的「願望清單」。港版五年規劃須突出主要矛盾、釐清關鍵目標優先次序，以及聚焦發揮核心優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總理黃循財雖有十分豐富的經濟規劃經驗，唯仍來港訪問，為求深入了解香港五年規劃和北都發展。是以香港的領導人，更應積極借鑑新加坡和其他東亞經濟體的規劃經驗。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