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中國的混合制社會〉
以上討論的幾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西方模式還是蘇聯模式，都不能說是成功的。但亞洲存在着成功的模式，就是儒家文化圈內日本及「四小龍」政府主動「保衛社會」的模式。我們是亞洲國家，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絕對不要忽視亞洲經驗。日本、新加坡、韓國這些經濟體是非常成功的，現在越南也在往這個方向走。
2024年，世界銀行再次發表了一個有關「中等收入陷阱」的報告，顯示二戰後100多個經濟體中只有34個經濟體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在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中，包括了屬於資源型經濟體的北歐和中東地區，而真正發展得好的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成功地從低等收入發展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體。
政府主動保衛社會
這些東亞經濟體為什麼會成功呢？儘管東亞經濟體的轉型也是實行市場經濟，但亞洲社會從來沒有經歷過像歐洲那樣的充滿暴力的、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都是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政府主動作為，把中產階層「做大做強」。而在經濟起飛後的20多年，這些國家及地區的中產比例都跨過了50%的門檻，達到65%甚至70%。高比例的中產階層是這些社會穩定的原因。
當然，每一個經濟體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方法來「做大做強」中產階層的。日本在經濟起飛之後，提出「一億人口，一億中產」的政策目標，並通過「終身僱傭制」和「工資倍增計劃」來實現這個目標。台灣地區賦能中小型企業，新加坡政府的組屋政策等等都非常有利於中產的成長和壯大。韓國的工人階級運動是一個特例，但工人運動主要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並且韓國主要的經濟基礎還是在社會運動爆發前朴正熙時代打下的。在這些經濟體中，一個強大的中產不僅是它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更是和平政治轉型的社會基礎。
中國傳統強調「有恆產者有恆心」，這便是普遍真理。一個社會如果實現了普遍恆產，那麼就是公平公正的社會。恆產不僅有利於經濟增長，更有利於社會穩定。
中國社會缺失橄欖型結構
就社會治理來說，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就是缺失一個橄欖型社會結構，或者說，我們還沒有建設成為一個橄欖型社會。我們今天也面臨着任何國家都竭力想逃避的現象，即社會高度分化。這個社會結構的特點是：中產階級產生並且也有成長，但其規模還是非常小，並且其制度基礎極其微弱；除了少數可以和任何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會的大多數剛剛脫離貧困階段，還不夠富裕。對中國中產階級規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標準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無論哪一種估算法，人們的結論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還沒有產生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即中產階級社會。
如果把這個現象放置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中看，中國社會結構的畸形就會表現得非常顯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而後是亞洲四小龍（台灣、韓國、新加坡和香港）。這些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大體相當，它們都在大約20來年的時間裏創造了經濟奇蹟，而且也創造出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中產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達到65%左右甚至以上。在這些經濟體裏，中產階級不僅是推動社會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儘管很多人相信，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也類似於東亞其他經濟體，即所謂的東亞模式，但從社會結構來說，中國顯然區別於東亞其它經濟體。相反，中國的社會結構更類似於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比其它東亞經濟體還要高，但迄今我們的中產還維持在總人口的30%左右（即4億左右）。近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拉美化」、是否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這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中國缺失中產階級，已經在各方面出現了問題。因為中產階級過小，社會穩定沒有基礎。社會高度分化，總體道德和信仰缺失，社會信任問題愈來愈甚。社會價值和理想面上激進化現象嚴重，社會往往被「極左」或者「極右」所主導。
在中產階級缺失的情況下，權勢者和貧窮者往往互相折騰，造成整體社會的不確定感。中產階級本來就很小，處於這樣一種環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斷尋找機會出走，在全世界到處尋求安全的落腳點。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是愛國主義的來源和基礎，他們在其生存的社會中致富，為這個社會感到驕傲；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剛好相反。問題在哪裏？
中產階級缺失的根源
根源在於一次分配不公。問題在於，本來應當和經濟奇蹟共生的中國中產階級去了哪裏？是誰「偷」走了本來應當屬於中國的中產階級？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層面來看，培植一個中產階級實際上一直是執政黨的一個目標。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執政黨更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後來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設「橄欖型」社會，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要建設「共同富裕」社會，並把「共同富裕」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但是，在實踐層面，我們離這些目標還是很遠。儘管我們很努力，但為什麼沒有能夠實現這些政策目標呢？
這裏的因素很複雜。在任何社會，培植中產階級都是一個困難的事情。但政策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從政策的角度來透視中國中產階級弱小的情況，很容易發現，政策失誤和執行不力是兩個重要的根源。
中產規模和收入分配有關。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主要是經濟結構所致，即一次分配問題。前些年，我們在討論共同富裕政策的時候，提出「三次分配」的概念，一次分配即勞動所得，二次分配即政府通過財政政策的分配，三次分配即社會慈善事業。不過，要強調的是在任何社會，一次分配是核心，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上實現基本社會公平，那麼無論二次分配怎麼做都難以實現社會公平，更不用說是三次分配了。
在一次分配領域，我們面臨着幾個嚴重的失衡。首先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失衡。中國本來是計劃經濟，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個個國有企業或者政府部門，除了少數階層，大家都有着「貧窮社會主義」的低生活標準。從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和容許私有企業的發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營化過程，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大致平衡。這段時期，也是中產階級成長最快的。
但是這些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有部分擴張，民營企業的空間受限。很快就打破了原來基本平衡的局面。很多年來，「央企化」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新特色，即無論是地方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紛紛投靠央企、跟央企結盟。這不僅影響着中國總體的生產力水平，更是影響收入分配，加深社會的不公正。很多年裏，一些央企具有不受国家和社會控制和監督的「自行分配」機制。盈利了，分配給自己；虧損了，就向國家伸手。
與之相關的就是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在任何社會，尤其在東亞，中小型企業是一個社會達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機制。在中國，在國企和少數民企愈做愈大的同時，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變得非常有限。儘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但控制龐大資源的國有部門（包括國有銀行）並沒有動力去執行有利於中小企業的政策。
今天，北上廣深等主要城市的大型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佔用了過量的資本和金融，而中小型企業，包括各級政府所重視的專精特新企業，沒有足夠的金融支持。只要這樣的經濟結構不能得到改變，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實現基本的社會正義和公平。
中產不夠強大，表明中國社會缺失自主穩定的基礎，現在只有依靠各種「維穩」機制來謀求穩定。但很顯然，這裏的成本非常之高和大。再者，一個缺失中產階級的社會，或者一個沒有「有恆產者有恆心」的社會，各方面的博弈往往呈現出「零和」遊戲的趨勢。社會要真正穩定，必須培植中產階級。
〈誰「偷」走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四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