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培僑時，學校受文革的影響，實行天天讀報或《毛主席語錄》的習慣。有一位老師，「天天讀」時只看報紙的娛樂版，從不看新聞。另有些人拿起報紙瞧一瞧便放下，做其他事情。我心想，這樣的「天天讀」有什麼作用？
上門來做訪問的《學苑》記者是黃紹倫和李明堃，他們後來都成為很有成就的學者。那篇訪問在港大學生中引起了相當熱烈的反應，很多港大學生通過這篇訪問認識了培僑、認識了我。
我入職時，培僑只有很少數像我這樣的外來人。所有同事，不論年輕年長，對我都十分友善。我覺得自己很快便融入了培僑這個集體。
這是一場「三不」面試：不查學歷證書，不考專業知識，不講聘任條件。吳康民校長即時告知我已獲聘任，但沒簽聘約、沒提薪酬。這次見面開始了我和吳校長的交情。
因決定暫時不到外國留學，當港大數學系助教的一年合約結束後，我便要另找工作。毛鈞年知道我有意到學校教書，建議我去培僑中學。數天後，我收到程介明的電話，說吳校長歡迎我到培僑教書。
那時反英抗暴已經沉寂下來：炸彈沒有了，示威遊行沒有了，罷工罷市罷課也沒有了。市面恢復平靜，生活恢復正常，沒有任何迹象顯示香港很快要解放。我知道畢業試決計逃避不了，唯有收拾心情，埋頭苦讀。
毛鈞年和傅華彪同齡，他們兩人都很有學識，見解相當接近，待人接物的誠懇友善態度也很相似。但兩人的形象與說話風格卻很不一樣。
我和顧汝德的交往維持了一年多，之後便沒有再見他了，直至20多年後踏足政壇，才再遇上他。
弟弟被捕，令熟悉我們一家的人感到詫異，有些人還對我們有點同情。妹妹接着被捕，卻令人人都相信我們一家是搗亂分子。
其他同學幾乎全部都支持警察鎮壓示威工人，只有我站在工人一方，和他們理論。
我的父母怎樣也不會想到，我們一家竟會捲入一場政治風暴。
我們從廣州回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場十年浩劫，摧毀了無數家庭，包括我舅父那曾經充滿幸福和希望的家庭。
我會在適當時候插嘴、提問，或者直接表示不同意，有時也會和他（傅華彪）辯論一番。但他對中國國情和近代史的認識，遠高於我的認知水平，我只能洗耳恭聽。他又講了許多中國和蘇聯的故事，講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他講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和政治理論，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我遇上傅華彪， 是因為《青年樂園》。他是我的政治啟蒙導師，鼓勵我研讀中國近代史，不僅啟發我認識祖國、認識世界，更陪伴我踏上尋找人生意義的道路。
從我在大學裏開始關心國家和香港社會事務，至從大部分公職退下來，剛好半個世紀。在這50年裏，中國走過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程；香港和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