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認識的朋友紛紛對我敬而遠之的時候，一天，宿舍裏來了個不速之客，要和我交朋友。
他是英國人，名叫Leo Goodstadt，有個中文名字「顧汝德」。他突然來到宿舍找我，自我介紹說是《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副總編輯，曾經在香港大學教經濟學；他知道我弟弟入獄的事，特意來找我聊聊。
對這陌生人，我自然抱有戒心；我猜他是什麼記者之類，來向我套取弟弟的資料；又或者他像很多人一樣，認定弟弟的行為是我指使的，要來查我的底細。不管怎樣，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因為事實上，對於弟弟在學校的行動，我事前一無所知。
初次會面的冷淡
我的冷淡態度沒有令他知難而退；他顯然看透了我的猜疑，有意讓我覺得他不是要來蒐集什麼材料。他說他很同情我弟弟，知道我在港大讀書，於是特來慰問；如果有什麼他可以幫忙，他很樂意。我多謝了他的好意，沒向他提出什麼。我們談了大約半個小時，他提議約個時間一起午飯，我答應了。
大約兩個星期後，我應邀到中環一家餐館和顧汝德午飯。我們邊吃飯邊聊，漸漸他把話題帶到左派和政府的矛盾。他漫不經意地問：「『鬥委會』的真正領導，其實是楊光、費彝民還是新華社？」（鬥委會即1967年5月成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是主任委員，《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是副主任委員。）他還問了其他一些有關反英抗暴的人事和組織問題。我想：他找我的真正目的暴露了。我當然不會回答，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答案！
試探與補習邀請
之後他再來找過我幾次。有一次，他和我談馬克思的學說。他說他不同意馬克思的階級矛盾理論。他說，不同性質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才，也需要不同的工作環境和條件。譬如你寫學術論文，需要有一間冷氣房間；但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便沒有這個需要；這不是歧視體力勞動，更不是階級剝削。我聽了只是唯唯諾諾，沒跟他辯論。
又有一次，他說要請我做他的補習老師，教他數學。他說，他是研究經濟學的；經濟學的新發展需要很多數學，所以他要補習。他知道我在港大校外課程部教過課，便特別強調，他給我的報酬肯定比校外課程部慷慨得多。我不至完全沒有自知之明，自以為真的有資格給這個大學講師補習；我認定這只是他要和我保持聯繫的手段而已。我直接推了他說：「經濟學需要的統計數學，我不懂，沒學過，沒能力替你補習。」
我們的交往維持了一年多，之後我便沒有再見他了，直至20多年後我踏足政壇，才再遇上他。我跟顧汝德的短暫交往，引起了一個人的關注。這人是比我高幾屆的港大校友，名叫毛鈞年。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