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雖被指非直選材料但仍然堅持，聽從建議，避開李柱銘的港島東，轉戰大埔選區，從1994年中開始勘探及助選。
我繼續和候選人一起開街站、做家訪。遇到惡言相向或者冷嘲熱諷，我裝着聽不見，盡力保持冷靜，給對方遞上傳單，一邊說：「請投民建聯候選人一票！」
我和譚耀宗一眾籌組民建聯的時候，也跟他們提起我曾經申請移民的事，但指事情已成過去。誰知到1993年初，忽然收到加拿大駐港專員公署的通知。
民建聯於1993年西貢補選初試啼聲，雖動員龐大助選團後高票落敗，但此役展現實力，為隔年選舉累積經驗，卻未料及隨之而來的醜聞衝擊。
1993年6月，我透過「國際訪客計劃」到美國進行3個星期的訪問，讓我對當時的美國社會增加了不少了解。
CNN對香港回歸作了很多報道，我也多次接受他們的訪問。他們決定把香港回歸的議題也拿到Larry King Live去討論，邀我和李柱銘與主持人對話。
我從吳康民身上學到很多講話的技巧。從簡單地模仿他的語氣和聲調，學他怎樣抓說話的重點、組織說話的內容，到慢慢懂得學習他觀察和分析事物的角度和方法，形成自己的說話風格。
在這許多論壇中，由於我往往是唯一的「親中」代表，我經常要以一敵眾。密集的鍛煉讓我悟出論壇取勝之道：一要熟《基本法》、二要專注。
跟羅德丞、劉皇發和李祖澤三人打牌，除了因為愛湊熱鬧，更是出於八卦，因為他們三人都消息靈通，特別是直通天庭的羅德丞，一定知道很多政治秘聞。
為了打破「六四」後香港和北京關係疏離的局面，中央政府先後聘任了4批共187人出任港事顧問，包括第一批的吳康民和程介南，第二批的譚耀宗、陳婉嫻、馬力和我。
國務院總理每年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我都認真研究當中有關香港的內容，尤其是回歸前的最後幾年：那數百字反映了中央對香港問題的最新看法。
在民建聯成立後的大半年裏，我拜訪了全港多個愛國團體。我們十分重視跟這些團體建立團結友好的關係。對於他們，民建聯是後來者；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尋求和他們合作的各種途徑。
跟往歷任港督不同，彭定康不但開展他的政治工程，取悅民眾、擺弄傳媒；他還利用香港的財政儲備，大幅提高福利開支，完全不考慮這對回歸後的香港會造成什麼後果。
彭定康有一個「心戰室」，專門負責應付傳媒，以及研究怎樣和中方打輿論戰。
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按《基本法》規定組成，籌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規定其具體產生辦法。「直通車」正式宣告胎死腹中。
中英政府雙方就1994年應否取消區議會的所有委任議席，1995年立法局地區直選是否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等問題，雙方各自堅持己見，會談進展十分緩慢。
1993年2月，中英兩國政府已原則上同意就1994和1995年的選舉開展談判，但對談判的具體安排還有分歧，談判拖延了兩個月仍未能開始。
港督與中國官員公開罵戰，自《中英聯合聲明》以來未發生過，自彭定康上任後，從此卻成為常態。
前任港督麥理浩、尤德和衛奕信，都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保持密切的聯繫，作為與中方溝通的第一途徑。彭定康堅持以國務院港澳辦為他的對口機構，不把新華社香港分社放在眼內。
彭定康和我們圍着一張桌子坐下。他在紙上寫了兩個字：HONOURABLE WITHDRAWAL（光榮撤退）。他說，這就是他作為最後一任港督的工作目標。
儘管當時中英雙方有不少爭拗，但時任港澳辦主任魯平仍相信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上，雙方的矛盾最終可以迎刃而解。
1992年，那時民建聯是在香港剛成立的小團體，成員只有數十人，當中有一名立法局議員，然而卻獲國家最高領導人接見，反映了北京對民建聯十分重視。
港督換屆，迎來了這片土地的最後一任港督。我以民建聯籌備委員會召集人的身份寫信給他，並約他在抵港後和我們會面。
六四後中英關係愈發緊張。中英雙方在居英權和人權法問題上的公開爭拗，引起香港社會不安。但最大的爭拗，是關於新機場興建計劃。
港台《政黨論壇》結束，我離開座位時，被吆喝着的人群重重包圍，有的要和我理論，有的則只顧叫罵。結果要勞煩港台的工作人員護送我離開會場。
我沒有在民建聯成立後返回學校專注校長職務，違反了先前對培僑同事的承諾。其實自從「五人小組」第一次碰頭，我便不自覺地「墮入塵網」。
民建聯成立後，我成為許多反共人士辱罵的對象。當然，支持和鼓勵我的陌生人也有不少，其中有的更提出許多積極建議。
民主建港聯盟籌備委員會記者招待會比我們預料的還要熱鬧：寬敞的會議室裏擠滿了人，來了80多個記者，除了本港的，還有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專門採訪回歸過渡期新聞的。
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參與政治選舉的組織；按一般理解，這就是「政黨」。但參照《基本法》規定的政治制度，加上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大部分不以「黨」命名，我們最後決定黨名為「民主建港聯盟」。
譚耀宗和我都認為我們要組織的，是一個有紀律、能戰鬥的團隊，不能像一般聯誼會、同鄉會那樣，設一大堆榮譽職位。結果，愛國陣營裏許多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們都沒拉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