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在民建聯成立後返回學校專注校長職務，違反了先前對培僑同事的承諾。其實自從「五人小組」第一次碰頭，我便不自覺地「墮入塵網」。
民建聯成立後，我成為許多反共人士辱罵的對象。當然，支持和鼓勵我的陌生人也有不少，其中有的更提出許多積極建議。
民主建港聯盟籌備委員會記者招待會比我們預料的還要熱鬧：寬敞的會議室裏擠滿了人，來了80多個記者，除了本港的，還有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專門採訪回歸過渡期新聞的。
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參與政治選舉的組織；按一般理解，這就是「政黨」。但參照《基本法》規定的政治制度，加上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大部分不以「黨」命名，我們最後決定黨名為「民主建港聯盟」。
譚耀宗和我都認為我們要組織的，是一個有紀律、能戰鬥的團隊，不能像一般聯誼會、同鄉會那樣，設一大堆榮譽職位。結果，愛國陣營裏許多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們都沒拉攏。
我看過馬力不久前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左派為什麼需要組織起來」。其內文總結說：「傳統愛國力量組黨是歷史使命。」
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3個「親中」候選人都沒贏到議席，傳媒說「親中陣營全軍盡墨」，我們無話可說。可是，親中陣營參加立法局有史以來第一次直選，絕對不是「功敗垂成」，一無所獲。
參加1991年立法局直選的「親中」候選人共有3名，3人在各自的選區都得票第三，贏不到議席。
學校的日常工作已上了軌道，而且有一位得力的副校長負擔了最重要的校務。我感到精神有點空虛，要找點既有挑戰性、又在我能力範圍內的事情來做。於是給魯迅那句詩說中：「無聊才讀書。」
在馮可強的號召下，建港協會於1990年2月宣告成立。協會「論政而不參政」，即研究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提出建議，但不會派出成員參加選舉。
為了平穩過渡，中英兩國政府同意立法機關以「直通車」跨越回歸，唯具體安排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決定。但港英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發展綠皮書和白皮書，完全沒有諮詢中方的意見，偷步推政改，引發了一場風波。
香港社會意見分歧，《基本法》自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但這部經過「三上三下」廣泛諮詢、歷時4年零8個月寫成的法律文件，事實上獲得大多數香港人的接受。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香港的政策沒有改變；然而，香港各界與中國政府過去數年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互信、互諒、互讓關係，已嚴重受損；這對《基本法》的最後定稿，不能沒有影響。
1989年2月，基本法草案初稿公布，再進行5個月的諮詢，準備翌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4年多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體現了中央官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制訂一部最好的《基本法》的共同意願和合作精神。
麥理浩1979年3月從鄧小平口中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後，馬上向倫敦報告。英國政府一方面極力爭取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另一方面為爭取失敗部署。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社會出現了對民主採取相反立場的兩派意見。
草委會主任委員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8名副主任委員中有4名港人：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和李國寶；秘書長是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兩名副秘書長是魯平和毛鈞年。草委會成立後，歷時4年多的《基本法》起草工作隨即展開。
我們的教育碩士課程即將完結的時候，程介明告訴我，他要到英國讀博士，邀我跟他一起去。我婉拒了他的美意，跟他分道揚鑣。
對於培僑申請加入直資計劃，李越挺署長顯得十分熱心。我們相信，這直資計劃開始時很大程度是為愛國學校度身訂做的。
我們收到可靠消息，港英政府高層已同意讓我們獲得資助。問題是要找一個辦法，讓我們自行收生；政府對我們只給錢，不派學生。
1985年，我出席一個論壇。有人問講者之一的教育署長梁文建，為什麼像培僑中學這樣的學校不獲政府資助。梁文建坦白承認：「跟學校的教育質素無關。」潛台詞是：「與學校的政治立場有關。」
在座的一位老校長和我都犯了英國人犯的錯誤：低估了當代中國領導人對國家主權問題的執着。我們當然還未知道，鄧小平發明了一國兩制解決國家統一問題。
在教學生涯的早期，我遇到幾個難忘的學生，增強了我當教師的決心和自信。
教學管理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同事當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但掀起最大風波的，是我負責執行的優秀教師評選計劃。
文革過後，香港左派陣營裏的價值觀念改變了：中資機構招聘職員，除了講愛國，更要講學歷。家長都要求學校提供的教育令他們的子女取得良好的會考成績。
有人說吳校長出訪東南亞，是藉籌款之名遊山玩水；有人說新校舍設計奢華，有違愛國學校艱苦樸素的精神。吳校長憋了一肚子氣。
李兆基對培僑籌建新校舍表現得很熱心，爽快地承諾了分擔全部建校經費的七成。但沒土地便建不成校舍；他建議我們先向政府爭取一塊土地。
政協委員的職責是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我到廣州開會時最大的意外收穫，是有機會和培僑中學的第二任校長杜伯奎先生見面，並到他家裏作客。
在培僑，我們時刻關注國家的發展，留意來自國家的每個重要訊息。1970年代，國家發生了許多出人意表的變化；我們收到的訊息，有的振奮人心，有的令人沮喪，有的使人迷惘。
文革掀起愛國熱潮，其他愛國學校也和培僑一樣，在這段期間急速膨脹。1971那一年，培僑正分校5個單位合共有中、小學超過100班，學生4300餘人。
我在培僑的第二年，加入了班主任的行列。班主任要做家訪，這對全面了解學生幫助很大，一次家訪，可以完全改變教師對一個學生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