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委會主任委員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8名副主任委員中有4名港人：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和李國寶；秘書長是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兩名副秘書長是魯平和毛鈞年。草委會成立後，歷時4年多的《基本法》起草工作隨即展開。
我們的教育碩士課程即將完結的時候，程介明告訴我，他要到英國讀博士，邀我跟他一起去。我婉拒了他的美意，跟他分道揚鑣。
對於培僑申請加入直資計劃，李越挺署長顯得十分熱心。我們相信，這直資計劃開始時很大程度是為愛國學校度身訂做的。
我們收到可靠消息，港英政府高層已同意讓我們獲得資助。問題是要找一個辦法，讓我們自行收生；政府對我們只給錢，不派學生。
1985年，我出席一個論壇。有人問講者之一的教育署長梁文建，為什麼像培僑中學這樣的學校不獲政府資助。梁文建坦白承認：「跟學校的教育質素無關。」潛台詞是：「與學校的政治立場有關。」
在座的一位老校長和我都犯了英國人犯的錯誤：低估了當代中國領導人對國家主權問題的執着。我們當然還未知道，鄧小平發明了一國兩制解決國家統一問題。
在教學生涯的早期，我遇到幾個難忘的學生，增強了我當教師的決心和自信。
教學管理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同事當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但掀起最大風波的，是我負責執行的優秀教師評選計劃。
文革過後，香港左派陣營裏的價值觀念改變了：中資機構招聘職員，除了講愛國，更要講學歷。家長都要求學校提供的教育令他們的子女取得良好的會考成績。
有人說吳校長出訪東南亞，是藉籌款之名遊山玩水；有人說新校舍設計奢華，有違愛國學校艱苦樸素的精神。吳校長憋了一肚子氣。
李兆基對培僑籌建新校舍表現得很熱心，爽快地承諾了分擔全部建校經費的七成。但沒土地便建不成校舍；他建議我們先向政府爭取一塊土地。
政協委員的職責是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我到廣州開會時最大的意外收穫，是有機會和培僑中學的第二任校長杜伯奎先生見面，並到他家裏作客。
在培僑，我們時刻關注國家的發展，留意來自國家的每個重要訊息。1970年代，國家發生了許多出人意表的變化；我們收到的訊息，有的振奮人心，有的令人沮喪，有的使人迷惘。
文革掀起愛國熱潮，其他愛國學校也和培僑一樣，在這段期間急速膨脹。1971那一年，培僑正分校5個單位合共有中、小學超過100班，學生4300餘人。
我在培僑的第二年，加入了班主任的行列。班主任要做家訪，這對全面了解學生幫助很大，一次家訪，可以完全改變教師對一個學生的看法。
我入培僑時，學校受文革的影響，實行天天讀報或《毛主席語錄》的習慣。有一位老師，「天天讀」時只看報紙的娛樂版，從不看新聞。另有些人拿起報紙瞧一瞧便放下，做其他事情。我心想，這樣的「天天讀」有什麼作用？
上門來做訪問的《學苑》記者是黃紹倫和李明堃，他們後來都成為很有成就的學者。那篇訪問在港大學生中引起了相當熱烈的反應，很多港大學生通過這篇訪問認識了培僑、認識了我。
我入職時，培僑只有很少數像我這樣的外來人。所有同事，不論年輕年長，對我都十分友善。我覺得自己很快便融入了培僑這個集體。
這是一場「三不」面試：不查學歷證書，不考專業知識，不講聘任條件。吳康民校長即時告知我已獲聘任，但沒簽聘約、沒提薪酬。這次見面開始了我和吳校長的交情。
因決定暫時不到外國留學，當港大數學系助教的一年合約結束後，我便要另找工作。毛鈞年知道我有意到學校教書，建議我去培僑中學。數天後，我收到程介明的電話，說吳校長歡迎我到培僑教書。
那時反英抗暴已經沉寂下來：炸彈沒有了，示威遊行沒有了，罷工罷市罷課也沒有了。市面恢復平靜，生活恢復正常，沒有任何迹象顯示香港很快要解放。我知道畢業試決計逃避不了，唯有收拾心情，埋頭苦讀。
毛鈞年和傅華彪同齡，他們兩人都很有學識，見解相當接近，待人接物的誠懇友善態度也很相似。但兩人的形象與說話風格卻很不一樣。
我和顧汝德的交往維持了一年多，之後便沒有再見他了，直至20多年後踏足政壇，才再遇上他。
弟弟被捕，令熟悉我們一家的人感到詫異，有些人還對我們有點同情。妹妹接着被捕，卻令人人都相信我們一家是搗亂分子。
其他同學幾乎全部都支持警察鎮壓示威工人，只有我站在工人一方，和他們理論。
我的父母怎樣也不會想到，我們一家竟會捲入一場政治風暴。
我們從廣州回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場十年浩劫，摧毀了無數家庭，包括我舅父那曾經充滿幸福和希望的家庭。
我會在適當時候插嘴、提問，或者直接表示不同意，有時也會和他（傅華彪）辯論一番。但他對中國國情和近代史的認識，遠高於我的認知水平，我只能洗耳恭聽。他又講了許多中國和蘇聯的故事，講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他講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和政治理論，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我遇上傅華彪， 是因為《青年樂園》。他是我的政治啟蒙導師，鼓勵我研讀中國近代史，不僅啟發我認識祖國、認識世界，更陪伴我踏上尋找人生意義的道路。
從我在大學裏開始關心國家和香港社會事務，至從大部分公職退下來，剛好半個世紀。在這50年裏，中國走過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程；香港和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