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在大學完成了教育文憑課程之後，繼續修讀兩年的教育碩士課程。與我一起在碩士班上課的，包括程介明（他當時是聖保羅書院的物理科教師）和一位跟我特別談得來的英國人——港島中學（Island School）的歷史教師David James。
港島中學是香港英基學校協會（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開辦的第一間學校，跟聖保羅書院也有一點淵源：該校創辦於1967年，創校校長是我在聖保羅讀書時的校長史璧琦牧師。
David James為人輕鬆風趣，很愛說笑，十分健談。他來了香港多年，視香港為家，對香港的前途自是十分關心，跟我有很多共通話題。我和他的友誼，未有因碩士課程完結而終止。我不時邀請他到培僑中學跟同學們談話，談英語學習，也談時事新聞。他也邀請我到他的學校，跟他的學生討論有關香港回歸的問題。
英國人仍把香港左派視為異己
我和James分別於1985年和1988年在各自的學校升任校長。他當了校長後第一次見到我時，帶着一臉神秘的表情對我說：「曾，你原來是個危險人物，差點害得我當不成校長。校董會對我升職審查時，特別問我為什麼和你經常來往，為什麼你會來我的學校對學生講話，為什麼我又要去你的學校活動。沒想到他們竟然知道我跟你認識，更沒想到他們對我和你的來往這麼關注。」
我還以為，我跟這個英國人交朋友，只會引起愛國陣營裏一些人的懷疑和不安；誰知懷疑和不安竟出現在他的圈子裏。這讓我看到，或許是「反英抗暴」的後遺症，儘管中英關係說是空前良好，儘管英國政府已承諾把香港交還中國，英國人仍把香港的左派視為異己分子，存有很大戒心。
婉拒英國進修 留港辦學
我們的教育碩士課程即將完結的時候，程介明告訴我，他要到英國讀博士，邀我跟他一起去。我問：「讀教育嗎？」他覺得我的問題很奇怪，答道：「當然啦，還有什麼選擇？」
我讀教育文憑和碩士課程，成績還算不錯，贏得教授們讚賞。那4年的學習，着實令我對教育研究產生了一點兒興趣；但那感覺跟我對數學的愛好完全是兩回事。我愈來愈喜歡在學校裏當教師，但去讀個教育博士學位？這主意對我毫無吸引力。我向程介明推說學校的工作放不下，婉拒了他的美意。程介明負笈英國，實現了他的志願，終成為傑出的教育學者。
我對程介明說的是實話：培僑當時仍面對嚴峻的辦學困難，如果我拋開工作，跑去讀幾年書，怎對得起吳康民和學校的同事們？
不過，我跟程介明分道揚鑣，留在香港，卻沒有真的專注學校職務；《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工作開展後，在香港各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我不由自主參與其中。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