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僑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國家改革開放，為培僑興建新校舍、創造優質辦學條件提供了機遇；國家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為培僑和其他愛國學校爭取公帑資助打開了大門。
在香港大專學生興起「認識祖國」熱潮的「火紅年代」裏，兩間大學的畢業生有不少願意投身愛國機構工作。同時，許多從外國留學歸來的年輕人也有報國之心。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培僑陸續聘請了一批本地和外國大學的畢業生，主要任教英文和數理科目，又吸納了一些從內地來的經驗豐富的語文和史地教師，充實了學校的師資隊伍。
愛國學校相繼停辦
到培僑任教的老師，明知薪金不可能跟資助學校看齊。但生活壓力是個現實問題；不論教師有多大的教學熱忱，學校的工資水平跟社會標準相差太遠，很難把教師長期留住，所以學校一直在努力提高教師的工資。可是，作為沒有公帑資助的私校，辦學經費的唯一來源是家長繳交的學費。學費水平不可能超出基層家庭的負擔能力；面對港英政府實施9年免費教育，我們更不可能提高收費。在財政壓力下，培僑各間分校相繼停辦。
1985年9月，59歲的吳康民辭任校長，轉任校監；我接任校長。黃浩炯副校長同時退休，擔任學校顧問；副校長由比我年輕的同事葉祖賢升任。
其他愛國學校同樣因財政困難被迫停辦或收縮。至1986年，全港愛國學校從全盛時期的近20間縮減至只餘6間。培僑只剩下北角天后廟道的一間中學。爭取政府資助是愛國學校的唯一出路。
聯合愛國學校 爭取政府資助
1985年，我出席一個論壇。有人問講者之一的教育署長梁文建，為什麼像培僑中學這樣的學校不獲政府資助。梁文建坦白承認：「與學校的教育質素無關。」潛台詞是：「與學校的政治立場有關。」
可是，《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公布，香港已經進入了回歸祖國的過渡期，港英政府沒有理由繼續排擠愛國學校。
1986年11月，吳康民以培僑中學校監的身分致函教育署長，提出培僑要求轉為資助學校。教育署回覆說，當局正檢討私校政策，要待檢討完成後，始能決定培僑的資助問題。
6間愛國學校決定組織聯合行動，爭取資助。我們編印了一份宣傳資料，介紹6校的校舍、設備、師資和辦學成績，指出不獲政府資助對我們極不公平：只要享有一般資助學校的資源，我們幾間學校絕不會比任何資助學校遜色。我們把這份資料發給教育署、立法局議員和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6校校長由我當召集人，舉辦記者會，並積極游說教統會和立法局議員。多位議員對我們表示支持，包括李鵬飛、張鑑泉，以及來自教育界的司徒華和楊寶坤。
教育署處理我們的資助要求的，是我們的老朋友李越挺。此時他已升任署長。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