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出席一個論壇。有人問講者之一的教育署長梁文建，為什麼像培僑中學這樣的學校不獲政府資助。梁文建坦白承認：「跟學校的教育質素無關。」潛台詞是：「與學校的政治立場有關。」
教學管理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同事當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但掀起最大風波的，是我負責執行的優秀教師評選計劃。
政協委員的職責是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我到廣州開會時最大的意外收穫，是有機會和培僑中學的第二任校長杜伯奎先生見面，並到他家裏作客。
我入培僑時，學校受文革的影響，實行天天讀報或《毛主席語錄》的習慣。有一位老師，「天天讀」時只看報紙的娛樂版，從不看新聞。另有些人拿起報紙瞧一瞧便放下，做其他事情。我心想，這樣的「天天讀」有什麼作用？
上門來做訪問的《學苑》記者是黃紹倫和李明堃，他們後來都成為很有成就的學者。那篇訪問在港大學生中引起了相當熱烈的反應，很多港大學生通過這篇訪問認識了培僑、認識了我。
我入職時，培僑只有很少數像我這樣的外來人。所有同事，不論年輕年長，對我都十分友善。我覺得自己很快便融入了培僑這個集體。
這是一場「三不」面試：不查學歷證書，不考專業知識，不講聘任條件。吳康民校長即時告知我已獲聘任，但沒簽聘約、沒提薪酬。這次見面開始了我和吳校長的交情。
因決定暫時不到外國留學，當港大數學系助教的一年合約結束後，我便要另找工作。毛鈞年知道我有意到學校教書，建議我去培僑中學。數天後，我收到程介明的電話，說吳校長歡迎我到培僑教書。
從我在大學裏開始關心國家和香港社會事務，至從大部分公職退下來，剛好半個世紀。在這50年裏，中國走過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程；香港和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作者: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2023-08-01
作者希望香港各界更加關心關愛青少年成長，讓青年深入認識國家和世界，亦期望青年能把握好國家機遇，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更大的空間發揮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