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以往多次成功經濟轉型的底層邏輯是什麼？

理性經濟秩序的問題是相當獨特和難於處理，其特別和困難之處，是在於其解決是必需要建基於一個認知，就是解決有關問題所必需的知識，是從來不會──亦不可能 ──以集中形式存在於某處或是可透過任何方法和形式把它們結合或存放在一起。事實上，有關的知識是只能以分割的形式片面和零碎地存在於很多和無數的獨立個人之中，而且有關的知識往往是不完整，或甚至呈自相矛盾和各不協調⋯⋯
如果我們能彼此同意，社會上的經濟問題的本質，是主要有關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變化作出迅速適應的話，那麼由此推斷，似乎得出的結論只能是要將有關問題解決，我們唯有和必須將最終的決策權交給相對最熟悉有關個別情況的獨立個人⋯⋯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e problem of a rational economic order is determined precisely by the fact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which we must use never exists in concentrated or integrated form but solely as the dispersed bits of incomplete and frequently contradictory knowledge which all the separate individual possess….
...if we can agree that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society is mainly that of rapid adaptation to changes in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it would seem to follow that the ultimate decisions must be left to the people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se circumstances…
──〈社會是怎樣運作用知識的〉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上回筆者提到獅子山下精神就是市場力量的體現，今回續談，且讓筆者從李光耀的一句說話談起。在記憶中，李光耀當年是曾經說過一句類似的說話，就有是一樣東西是他很希望新加坡可以有，但卻是始終未能將之成功建立起來，這就是企業家精神。這句說話是值得深思的。蓋以管理國家的能力而言，李光耀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但縱是如此，對於怎樣催生企業家精神，即使是強如李光耀，也都好像是感到有點束手無策。

是否有些東西不能打造？

這於是就帶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人世間是否會是存在着某些現象，其性質是有如海耶克經常強調的自然整合現象（spotanteous order），是打造不來的。這是一個很深的問題了。在個人層面上，有關情況應是沒什麼爭議的。在歷史上，梵谷、莫扎特、達文西等等都是有着不知從哪裏來的曠世才華，突然在某個時空從天而降，外人連模仿也無從入手，更遑論是打造出另一個。在香港的歷史上，李小龍、黃家駒等都是類似的個案。

無論如何，李光耀的說話是顯示經濟轉型絕不是一容易處理的問題。（Wikimedia Commons）

經濟轉型絕不是容易處理的問題

另外，第二個問題是為何李光耀會覺得企業家精神是這麼的重要？對於這個問題，也許只有他本人才可有一完整的答案。筆者的猜測是，假如新加坡社會能夠有較普遍的企業家精神，新加坡政府的要負擔起的責任，應是會較輕一些，又或更較容易處理些。

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直有着一個既高瞻遠矚、又有魄力的政府，在不斷為她未雨綢繆、規劃未來。不過，縱是如此，新加坡政府似乎亦難免有其擔憂和顧慮。目前及過往的成功，是未足以保障未來，尤其是環球政經局勢瞬息萬變，萬一政府的判斷出錯了，那又怎麼辦？由此觀之，若社會上有多些人可擔起做前瞻和探索未來的工作，以及自己負責執行，是可分擔部分政府的負擔，也可令政府有更多實況，去判斷未來以及協調計劃的執行。這也許就是一些李光耀希望見到新加坡有較強的企業家精神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