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影響過後，培僑的領導層決定要以「抓教學」為學校的中心工作。我擢升為中學部主任，參與推行教學管理改革。
首先是加強紀律：上課不得遲到，各科教學要緊跟進度，布置習作要按照規定，習作要及時批改後發還學生。開始時，不少人有抗拒情緒。我提醒一位同事上課不要遲到，他反駁說：「放假叫我回來開工，我從沒跟學校計較過。要講規矩嗎？好！與上課無關的工作，以後不要找我！」
改革引起抵觸情緒
有些同事很積極參加教學以外的工作，但上課經常請假，臨時要其他同事代課。學校形成了的慣例：請假不扣薪，代課沒補償。「代課」教師不會講課，只是到課室裏看着學生自修。我們決定改革制度，實行請假扣薪（有醫生證明的病假除外）、代課補薪。這大大減少了隨便請假的情況，但也難免減弱了同事們參加非教學工作的積極性。
為了集中精力改進教學，我們盡量減少教師在教學以外的工作。為適應教學需要，我們修改了上課時間表：縮短每節課的長度，增加每天上課節數，跟香港一般中學看齊；教師每周上課節數便要相應增加。
這些措施，在同事當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但掀起最大風波的，是我負責執行的「優秀教師評選計劃」。
評選計劃在校長室支持下推出，目的是要樹立優質教學的榜樣：由學校的行政人員選出一批教學工作表現特別出色的教師，評為「優秀教師」，頒授獎狀予以表揚。誰知評選的效果適得其反：教師不被選中，等於他們的工作不獲校方肯定；大部分落選的教師都不服氣。
我不識趣，去請教一位資深國文老師怎樣設計優秀教師獎狀。這位未獲選的老人家黑着臉、別過頭說：「我不知這是什麼東西，從沒聽過！」一位女老師獲選，我去告訴她，她非常高興，連聲說多謝；但當她知道她的丈夫（同在培僑任教）不獲選時，登時反了臉，拒絕接受獎狀。
評選計劃不能鼓勵同事們向優秀教師學習，反而在同事之間造成很多矛盾，辦了一次便取消了。
教學支援不遺餘力
改革措施令部分同事感到不快，但成功把教學優先的觀念樹立起來。同時，學校對教學的支援不遺餘力：我們設置了英文教學用的語言實驗室，是全港最早有這設備的中學之一；我們增設商科課程，購置了數十台打字機，開設英文打字科；除了開辦應考高等程度會考（中文大學入學試）的中六外，我們是首間開辦兩年制英文大學預科的中文中學，應考高級程度會考（香港大學入學試）。
我們提倡教育研究，組織了一系列有關教學與評核方法、教育心理學等議題的講座，由校內資深教師主講。
不少同事報讀高等院校的兼讀課程，自我提升。我也回到大學去，不是讀數學，而是讀教育。那時，我不知不覺已在培僑工作了10年。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