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舅父要離家下鄉，不能再在醫院工作；舅母在工廠裏捱鬥，積憤成疾，壯年病逝；一對子女失去了學業和家庭，被迫幾乎要跟父母脫離關係。一個美滿家庭，被害得家散人亡。
但我和爸媽都顧不及關心廣州親人的遭遇，因為幾乎同一時間，我們的家庭在香港受到更直接的打擊。在1967年發生的香港左派「反英抗暴鬥爭」（即六七暴動）中，我18歲的弟弟和16歲的妹妹，先後在自己的學校裏被捕入獄。
我的父母怎樣也不會想到，我們一家竟會捲入一場政治風暴。
政治風暴
我們1949年從廣州來到香港後，爸爸經一位中學同學介紹，在華商總會找到一份文員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 年，華商總會理監事會議通過，10月1日在商會樓頂升起五星紅旗，慶祝國慶，放假一天。其後華商總會改名為香港中華總商會（中總）。
爸爸在中總工作，讓我們一家人有較多機會接觸到內地資訊：內地每月出版的《人民畫報》，我們家裏都有一本；每年國慶節的文藝表演，以及內地的藝術團體不時來香港的演出，爸爸都會拿到入場券，帶我們去觀看。爸爸愛吹口琴，有時在家裏也會吹奏〈東方紅〉、〈歌唱祖國〉、〈社會主義好〉等歌曲。
我們因爸爸的工作而接觸到的左派宣傳，或許令我們對內地增加一點正面的印象。不過我們絕不是只接受左派宣傳的洗腦；要說洗腦，我們每天看到和聽到的，大部分都是反共的右派宣傳：和我們同住的伯父和姑丈，都不會為共產黨說半句好話；我們在學校裏的老師，上了年紀的多數反共，其中有的幾乎每天都在學生面前罵共產黨、唱衰大陸。
我們家裏訂了一份《文匯報》（可能是中總替員工訂的），但伯父們天天買回家的右派報紙，我們也拿來看；而我升上中學後就訂了一份英文《南華早報》。
從來不談政治
爸媽從來不會和我們談政治；跟許多上一代的香港人一樣，爸媽只希望我們三兄妹勤力讀書，考上大學，找到一份優越的工作。我們住在西環學士臺，從小學到中學，我們的學校都在西區半山。媽媽每天早上送我們沿薄扶林道走路上學，經過環境優美的香港大學學生宿舍，她便會對我們說：「你們用功讀書，將來入了大學，便可以住在這裏。」
我們兄妹三人也算不負父母所望：我1965年考入了香港大學；弟妹分別就讀於聖保羅書院和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成績很好，應該可以順利升讀大學。父母怎樣也想不到，我們會不顧自己的前途，跟政府作對。
我和傅華彪交朋友後，爸爸從我讀的書、說的話，看到我的思想愈來愈左傾。他或許有點擔心，但他沒有阻撓我繼續跟傅來往。我想他也很欣賞這位左派人士；況且他自己也在左派商會工作。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