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28日下午，一隊警察開進聖保羅書院，拘捕了中六級的一名領袖生曾德成。
記不清我是怎樣收到弟弟被捕的消息，只記得我知道後第一時間跑回家裏，進門便見到妹妹站在廳子裏哭，她前面的沙發上坐着四伯父，在向她訓話。我跟這個伯父的關係向來不好，看到這情景，二話不說便把妹妹拉回房間，把門關上。
弟弟妹妹接連被捕
弟弟犯了什麼事呢？原來他在學校裏從五樓垂下一條寫着「愛國同學大團結萬歲」的長幅，並到處派發「反對港英奴化教育」的傳單，於是遭校方召警拘捕。
對於弟弟這些行動，我感到很意外。他性格一貫平和，從不會因情緒衝動而做出鹵莽的行為。我一直以為他對時事政治沒有多大興趣；我入大學之後，住進宿舍，不常回家，和他的接觸比以前少了，沒了解到他對近期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的反應。原來他早已參加過反英抗暴示威遊行，而且還了解過同行的學生被毆打的情况。
法庭審理弟弟的案件時，爸爸要上庭作證。他當時已清楚知道弟弟的態度，明白弟弟不會同意他向法官認錯求情。他對法官說：「我兒子做的事是對的。」這句話，惹來法官一頓痛斥，弟弟被重判兩年監禁。但這句話，在我們一家人當中成為新的凝聚力，讓弟弟挺起胸膛面對牢獄的磨練。
弟弟被捕後一個半月，妹妹遭到同樣的命運：在學校裏和其他13個同學一起被警察拘捕。她們為了一個被校方停課的同學，集體與校長理論；校長召警拉人，我妹妹被判囚一個月。
街坊敬而遠之
弟弟被捕，令熟悉我們一家的人（包括學士臺的所有街坊）感到詫異，有些人還對我們有點同情。妹妹接着被捕，卻令人人都相信我們一家是搗亂分子。用媽媽的說法，人們都把我們當作患了麻風。爸爸日間要如常上班，我大部分時間在大學；媽媽一人留在家，只能躲在房間裏，整天以眼淚洗面。不得已要到市場買菜，便要抵受四周歧視和敵視的目光，以及毫不掩飾的冷嘲熱諷。
把我們當作患了麻風的，不僅是西環的街坊。我原來有幾個補習學生，他們的家長都通知我不用繼續了，其中包括爸爸一個認識了多年、經常來往的好朋友。這位世伯很清楚我的左傾思想，但仍很喜歡找我聊天。他找我替他準備升大學的兒子補習；剛說好什麼時候開始，我家就出事了。世伯通知我爸，補習暫不需要了。連最好的朋友也掉頭而去。
爸爸告訴我時，難掩傷感、失落之情。
在大學宿舍裏，同學們對我的態度明顯改變了。之前他們知我思想左傾，但不介意和我交朋友，大家坦率地討論問題、交換意見，就算有時爭論得很激烈，也不會心存芥蒂；現在，他們都像有意避開我，在公眾地方我一出現，本來聚集在一起談笑的人便會靜下來，然後一個一個的散去。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