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七暴動，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三聯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裏有這些說法：
「發生於1967 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
「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
六七暴動的肇因
勞資矛盾升級成為政治鬥爭、暴動，終於造成香港愛國力量的嚴重損失，這固然要歸咎於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下的錯誤指揮；然而六七暴動的發生，顯然有它的社會基礎。
1960年代的香港，貧富懸殊嚴重，工人收入低微，50萬人住在山邊和天台的寮屋，基層家庭生活困苦。小孩攔途行乞，到處可見；小偷入屋爆竊，時有所聞；警政貪污成風，市民投訴無門；社會上積聚了很多怨氣。
1965年發生華資銀行擠提潮，並導致香港戰後首次股災，許多市民失去了積蓄，加深了對政府和企業的不滿。1966年發生「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在加價風潮下，天星小輪頭等票價從2角加到2角5分，有市民示威反對，發展至騷亂，造成1死26傷。事件說明，社會上蘊藏着強烈的怨憤情緒。
1967年發生一連串工潮，至5月新蒲崗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警方介入，衝突升級。在那些日子，我在大學宿舍裏經常在傍晚跟其他同學一起看電視新聞，看示威工人和警察對抗的場面，邊看邊議論。其他同學幾乎全部都支持警察鎮壓示威工人，只有我站在工人一方，跟他們理論。
多數大學生 不支持工人
大學裏，大多數學生都不支持工人的抗爭行動。港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支持政府維持社會秩序，又組織同學駕駛電車，抗衡電車工會發起的罷駛行動。
我和幾個像我一樣同情工人的同學，用「一群香港大學同學」的名義寫信給《文匯報》，聲援工人爭取權益的行動，並且每人拿出一點錢，透過報館捐給工會。
5月下旬，中環每天都有反英抗暴示威遊行。有一天，我在遊行的慣常路線上等候，遊行隊伍一到，我便走入其中，跟着大家一起喊口號。
那天晚上，爸爸回家時神色凝重地把我拉到房間裏，拿出一份英文晚報給我看。報紙的頭版刊登了一張很大的當天示威的照片，當中可清楚看到我。他擔憂地問：「你知道給記者拍了照片嗎？」他沒想到我會參加示威遊行。我已忘了那天晚上我怎樣對爸說，大概是承諾我會盡量小心吧。
我們都想不到，最先出事的竟然是弟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