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當前國際之中，只有中國才有足夠的財力、生產力、社會組織力與政治意志與美國抗衡。中國便是肩負天下安危了！而美元升值或貶值便是美國勢力增減的標誌。

在一個社會，誰有責任接種疫苗減低傳播風險？從高斯定理角度看，只要權利責任界定清楚，誰負這個責任無關重要。

自從簽下《廣場協議》，日本企業還以為日圓升值，收購全世界，結果遭遇慘敗，進入迷失30年至今。到21世紀，美國對中國故伎重施，但中國並未屈從。

回顧歷史上的一些重要科技變革（如遠程航海、蒸汽火車、電力供應），股市也一度為之狂熱，有數之不盡的「泡沫」不幸「爆破」。專家學者常掛在嘴邊的「泡沫」，往往是伴隨技術創新提升的好東西。

近期，能源短缺已不單止是內地問題，新冠肺炎疫情、需求上升以至減排都是導火線。據報另一人口大國印度國內電廠煤庫存只剩3天，英國亦出現成品油短缺。一時間，實現碳中和已成為全球競賽。

印尼經濟事務協調部副部長魯迪．薩拉赫丁在一個論壇中表示，「要從疫情中恢復過來，數碼貿易發展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各國應該加速數碼化轉型，而通力合作是促進該地區數碼經濟發展的成功的關鍵。」

傳統宏觀經濟學看法，是通脹極受通脹預期影響，若大眾認為通脹將出現，就會在制定價格和薪金時反映，造成自我實現預言。但是，卻有一位聯儲局研究員反對，所為何事？

香港是外向型開放經濟，積極參與國家經貿發展之際，也不應忽視外圍環境轉變。鼓勵女性兼顧家庭與事業，也要深入了解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連年下跌之啟示，避免此消彼長，互相抵消，始能保持社會生產力。

中國的汽車行業在五年後肯定會變得截然不同。勢必會有一些玩家（可能是傳統車企或新進入者）在市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將會變得非常有價值，但另一些則會被邊緣化甚至被市場淘汰。

與深圳這個生機勃勃、具有龐大製造業和消費發展潛力的城市零距離，成了香港繼續繁榮的重要依託，就像30、40年前香港是深圳發展的依託一樣。這就是我說的「角色倒轉」。

為強化香港數據中心競爭力，釋放、加快審批數據中心專用地，同時把工業邨的空置土地拿出來拍賣，地盡其用。數據中心需求有增無減，以做大個餅為目標，香港創科水平定必長遠受惠。

如果中央有召見香港地產商，應該是講恒大在香港樓盤而非香港房屋問題。簡單來說，中央希望香港地產商接收恒大在港樓盤，這是解決恒大問題關鍵的一步。

最新一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出爐，紐約、倫敦仍穩坐全球金融中心首、次名地位；而香港和新加坡分別排第三和第四位，得分均下降了25分。

由於上一波技術革命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紅利已經結束，全球開始進入存量時代，每個人必須搶奪別人的機會才能活得更好。

近月多個行業被整頓，孤立地看，都有道理可依，但出手太頻密，社會未必經受得起，容易使人猜測改革開放的遊戲規則是否改變了。

近月恒大等內地企業的發展，教我們不能作出任何假設，最極端地一家企業可能要變非牟利機構，甚至還要說樂意遵從，雖然大家都不認為會極致至此。

香港三大支柱行業僱員流失的比率，並未由香港作為先進經濟體所應致力發展的高科技知識密集行業補上，反而像眾多西方國家一樣，落入收入較低的服務業之中，尤其是零售和個人服務。

如果粉絲在追星之餘還有彈指神功的話，也許還能掙點收入，不過，許多中低産家庭兩頭在外，小朋友花光零用錢後，喊「上流不了下流不止，宅家躺平我説得算」。産業鏈上各路英雄還應回歸初心，文娛還是輕輕鬆鬆為妙。

港交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接受秦玥專訪，談及前海與香港，他說兩地一個整體，發展的基礎邏輯是中國。我們很希望世界能夠加入，我們也能夠和世界進行互動。

美國的經濟動力，主要來自高流動性帶來的亢奮，一加息，經濟就亢奮不起來。

中國恒大集團（03333）債務重組已經肯定，問題在於是否只限於債務重組這麼簡單。除恒大披露的6000多億元人民幣應付帳對其交易對手影響最大，更甚是可能造成連串倒閉危機。

國際對以免稅、免外匯規管，乃至免金融監督的離岸金融中心發展已多加抑制，香港作為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應有一定的積極功能，但中央政府要嚴加追蹤監管，稍一放鬆，便會出大問題。

隨着高頻證券交易和電子商貿續增，以及雲端運算的出現，數據中心服務需求料激增，尤其來自超大規模及雲端客戶。

任志剛接受傳媒訪問，指前海方案是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高速公路」，有助打通兩地資本流動、資金融通渠道及金融基礎設施聯通等，又指有必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減少依賴美元，保障金融穩健。

恒大無疑規模夠大，但整個集團實際可套現價值才是最大問題。部分專業分析員已說過，恒大龐大土地儲備，但部分受制於土地性質，價值並非很高。

香港如能善用自身優勢，抓住協同國產飛機走出去的這一機遇，不僅能有力地支持中國航空製造業和運輸業的發展，更將使得香港能在前景巨大的航空金融市場中分享更大的蛋糕。

香港政府和薩爾瓦多政府同樣是希望市民因此接受電子或比特幣消費。誰的政策會更成功？

晶片「短缺」，很自然就被視為要解決的「問題」，傳媒盡是羽扇綸巾的事後孔明，批評美國為何不早早增加本地晶片生產，而要「依賴」疫情下亂七八糟的全球供應鏈。歸根究柢，當然是錢作怪。

在亞馬遜的「致股東函」，貝索斯除了正常地強調用大數據來發現和影響消費行為外，更隆重其事地分享他以經驗為基礎的判斷。

香港要鼓勵投資者以人民幣進行交易，這既擴大國家創科金融產業的發展、促進香港的融資活動，又可加快香港與內地融合。

共同富裕制度是要維護社會的公平公正，只有財富不斷的流動，才能讓一代又一代的中下階層年輕人，有向上流的希望。隨着中國城鎮化，山區及農村的孩子也能得到財政及教育的照顧，有機會去努力，去改變命運。 

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有關發展的新模式、新工具，本質上是通過數字化或電子化技術開展普惠金融服務，有效提高服務的廣度、深度和效率，降低成本，從而進一步滿足需求，這對於解決中小企融資困難及昂貴問題具有深遠意義。

抓住疫情危機提供的「窗口期」，善用當下升值周期，增加人民幣在海外的持有、使用、交易和結算，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方能在未來更加激烈的政治、經濟、貿易、科技和金融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歐美開始整頓科技巨頭，禁止壟斷性行為，全球則應以前瞻性思維，引導數位經濟發展，讓科技蘊含的巨大普惠效應，真正實現。

最近，我出席了一個跨界別的商界交流會，發覺他們大部分都能夠在今年上半年開始盈利，而且盈利不薄。所以，他們大都打算在下半年增聘人手，大事擴充。可以預期，本港的失業率應可在下半年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現實是金融體系亦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足以影響實體經濟及國民的日常生活；政府應積極發揮它的社會功能，而不是隨意摧殘。

在新一代領導人的心目中，股價上落只是數字遊戲，不值得大驚小怪。中國政府不會為擔心股市回落，就放棄推行一些社會確切需要的政策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