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及全國人大十四屆四次會議，分別於3月4日（周三）和3月5日9時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
十五五規劃將香港再定為國際金融、服務、航運及科創中心，由此出發，國家再對香港給予更大、更多元的助力──說好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故事，是情理義的共融。
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客觀條件與內地有明顯差別，照搬內地經驗作五年規劃容易出現水土不服、閉門造車甚至「東施效顰」等毛病。本文嘗試從香港過往社會經濟特點及國家推行五年規劃的經驗，探討香港如何建立適切、管用的「港版五年規劃」。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應能夠樹立發展方向的確定性，從而為市場賦能，提供清晰的政策預期。此外，實現「國家戰略+香港優勢」的深度融合互動，推動經濟朝高質量、高增值、多元化方向發展。
仲裁裁決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申請執行，可能會因為各司法管轄區的要求不同而最終得出不同的結果。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法律工作者必需要通過恆常的實務交流，促進雙方了解各自的司法管轄區對於仲裁規定的最新發展，這樣才能夠有效地協助當事人解決在跨境業務中遇見形形色色的法律問題。
現時，香港的外匯儲備達4200億美元，相當於貨幣基礎的1.6倍，實在高得離譜。香港不能只曉得做死慳死抵的守財奴，還應該在恰當的時候勇於投資，那我們才能在環球競爭上佔有受尊重的一席位。
民主建港聯盟籌備委員會記者招待會比我們預料的還要熱鬧：寬敞的會議室裏擠滿了人，來了80多個記者，除了本港的，還有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專門採訪回歸過渡期新聞的。
2026財政預算案提出「AI+」與「金融+」兩條主線，期望能在經濟加速轉型的過程中，讓香港的高質量發展走向更高的台階。
市民主要關心財政預算案兩大問題：一，公帑怎樣開源節流？其二，即使整體經濟增長，但如何轉化為普羅大眾的利益？
至今，港人還對經濟計劃和全國性經濟統籌充滿偏見。他們卻似乎忘記了自由放任經濟體下，香港有多少人做一輩子的樓奴，也忽略了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的先見之明。
假如當年政府決意主導長遠發展和投資或扶助特定產業的計劃，會否正好更能鞏固1980年代香港對前途信心？
雖說港英政府比較熱衷基建，但也多年對大型工程投資有所諱忌。郭伯偉就曾經強烈反對興建紅磡海底隧道；可以說香港地鐵之能完工，也實是個奇蹟。
香港的安置方案若能引入宏志閣的收購與保留，便能與國際經驗接軌，展現更高的政策智慧。
陳茂波指受惠於全球貿易局勢緩和、各國經濟活動擴張等多種因素，預測今年香港將有2.5至3.5%的經濟增長，基本通脹率和整體通脹率則分別為1.7%以及1.8%，預測2027年至2030年間，通脹率將保持平均每年2%。
從過去被動地在國家五年規劃裏「被提及」，到現在主動配合國家制定港版五年規劃，可以看出香港發展軌跡和思維轉變。香港未來發展，只能「托庇」於內地經濟實力，要更好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融入內地五年規劃自然順理成章。
筆者認為，要在香港推動五年規劃，需要一場思想革命，須認識到資本主義底下也能規劃經濟，並回顧港英時代對經濟計劃的嘗試，反省其失敗的惡果。
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參與政治選舉的組織；按一般理解，這就是「政黨」。但參照《基本法》規定的政治制度，加上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大部分不以「黨」命名，我們最後決定黨名為「民主建港聯盟」。
2026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香港落實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框架並首次制訂香港五年規劃任務之年，事關全局，至關重要，既是發展畫卷，也是民生答卷。
只要我們有名列前茅的能力、有目光遠大的目標，再加入以往「永不言敗」的精神，香港人不再躺平或享樂下去。我們的城市，在新的十年內絕對不會是現在的樣子，肯定可以帥氣地成為亞洲的No.1 City！
李家超表示踏入丙午馬年會繼續以靈活穩健的步伐，馬不停蹄，把握機遇，跨越挑戰，推動香港邁步向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稱香港過節氣氛濃厚，吸引大批遊客訪港。
譚耀宗和我都認為我們要組織的，是一個有紀律、能戰鬥的團隊，不能像一般聯誼會、同鄉會那樣，設一大堆榮譽職位。結果，愛國陣營裏許多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們都沒拉攏。
圍標加成率往往遠超最高刑罰的營業額10%，加上被檢控而最終入罪率遠低於百分百，刑罰預期成本相比大圍標的百億營業額根本微不足道。期待競爭事務委員會成功把圍標集團送上法庭，加重大圍標成本，最終減輕大維修費用。
一個未能做好個人競選開支的議員，選民和市民對依靠她去看管好公共開支能有多大信心？投給她的那一票會不會打水漂呢？
最低工資政策的初衷雖好，但勞工的內在價值並不會因法例強制而提升。市場經濟的理性調整下，最終承擔代價的往往是政策原意要幫助的群體。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指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應能令市民安心，減少他們對前景的憂慮。
政府強制公共交通工具乘客佩戴安全帶的新政實施6日後，在被揭修訂附屬法例條文內容不符相關政策下撤回再研究。熟悉港府高層內部運作的人士為本社闡明政策流程，涉及多層官員外，本社亦訪問了盧兆興及徐家健兩位學者，分析風險評估和管治威信的影響。
香港過往的財富創造密碼，在於建立了一個能釋放自由巿場力量的制度，而力量的根源在於把五湖四海的力量結合起來一起面對困境，共創未來，燃點起可持續的良性循環和複利效應。
香港城市大學客席教授陳鳳翔博士認為，2019年香港動亂的黑手，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背後則有當年美國總統特朗普撐腰。特朗普當年的對華遏制，最終以滑鐵盧收場。
我看過馬力不久前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左派為什麼需要組織起來」。其內文總結說：「傳統愛國力量組黨是歷史使命。」
國際經驗證實，鼓勵生育政策並非快速的人口解決方案，其成效不能僅以短期出生數字衡量。然而從長遠社會與經濟發展角度出發，這些措施實屬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