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近日宣布，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按照法定一年一檢新機制，將最低工資水平由現行每小時42.1元調升至43.1元，增幅為1元或2.38%。建議如獲立法會通過，預計最快於5月1日起實施。表面看這是政府對基層勞工的關懷之舉，然而這顆「糖衣毒藥」背後隱藏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尤其對年輕人和低技能勞工來說，可能帶來更大的傷害。
提高的潛在危害
2010年香港引入法定最低工資時，本意是為了在保障勞工權益、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以及維持香港經濟競爭力之間尋求平衡。然而，學術界對其成效一直存在激烈爭論。許多經濟學研究顯示，提高最低工資往往並非萬靈丹，尤其當調升幅度過大或頻繁時，反而會損害最弱勢群體的利益。企業為了應對成本上升，通常會透過削減工時、減少招聘或自動化轉型來調整，這直接影響新入職者和低技能工人的機會。
近期一項由紐約大學經濟學家約翰·霍頓（John Horton）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的論文，透過創新實驗方法揭示了最低工資提高的潛在危害。這項研究在一個大型在線勞動平台上進行，該平台類似自由職業市場，企業發布如數據輸入、平面設計或程式設計等任務，工人則透過競標時薪來爭取機會。霍頓設計了一個隨機對照實驗，將約16萬個小時工資的工作機會隨機分配到四個組別：一個控制組（無最低工資限制，即底線為0美元），以及三個處理組（最低工資分別設定為每小時2美元、3美元或4美元）。
實驗的巧妙之處在於，平台的軟件在未通知參與者的情況下強制執行最低工資規則，這確保了試驗的純粹性和可比性。結果顯示當最低工資提高時，僱用人數明顯減少，總工時也隨之下降。原因在於企業傾向於用更高效、經驗豐富的員工取代低生產力工人，從而加速任務完成。這意味着對於許多低技能工人來說，更高的最低工資不僅無法保障收入，反而可能將他們完全擠出勞動市場。即使整體就業率未見大幅下滑，那些技能最薄弱的群體仍會面臨嚴重打擊，被更有競爭力的勞工取代。
青年無技能 失業率高
另一項由經濟學家David Neumark和Peter Shirley在2021年發表的綜合分析，彙總了自1992年以來美國各州及地方最低工資調漲的相關研究。他們檢視了數十項實證論文，發現近八成（79.3%）的研究顯示，最低工資上調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
在香港，本港青少年失業率遠高於其他年齡組別，就如2025年5至7月，15至24歲失業率曾高達11.9%，15至19歲更達15.1%。這些職場初哥正處於職業生涯的起步階段，他們需要透過入門級職位累積技能、建立履歷。然而，最低工資的調升直接提高了僱主的聘用門檻。原本可能願意以較低薪酬試用新人的企業，現在面臨更高的成本壓力，可能選擇縮減招聘或轉向自動化工具。這不僅延長了青年的求職時間，還可能導致他們陷入失業陷阱，影響長期職業發展。
近年來，香港青年中興起「斜槓族」現象，即同時從事多份兼職或自由工作，以彌補單一職位的不足。表面上，這似乎是年輕人適應市場的靈活方式，但對缺乏經驗的青年來說，作為斜槓族往往難以累積專業履歷或明確的事業方向。長遠而言，這不利於個人成長和社會流動性。最低工資的上調可能助長這一現象，因為僱主為了控制成本，更傾向於聘用兼職員工或縮短工時，而不是提供全職機會。結果年輕人可能被迫在多個低薪兼職間奔波，無法專注於技能提升，陷入惡性循環。
最低工資政策的初衷雖好，但勞工的內在價值並不會因法例強制而提升。市場經濟的理性調整下，最終承擔代價的往往是政策原意要幫助的群體——技能最低、經驗最淺的勞工。真正的扶貧和促進向上流動，應轉向更具建設性的途徑，例如透過加強對年輕人的職業培訓計劃，幫助青年快速學習市場所需技能。年輕人自身也需適應時代轉變，學習數碼技能或持續教育，而非依賴政府立法抬高工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