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香港政府亦應該考慮免收加一,就是免收所有隧道費,聽起來好似好荒謬,但事實上搵勻全世界,都很少見到有一個城市由南去北要收費,過海又要收費。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來自香港加內地商貿代表團,展開為期五天的哈薩克斯坦及烏茲別克斯坦訪問行程。李表示,哈薩克斯坦近年致力推動經濟多元化,香港的優勢能高度契合哈國的產業轉型需求,為哈國經濟改革和基建發展,提供多元靈活的資金和資產配置等支援。

中英就1997年後香港主權交接問題歷經16次談判,在第17輪宣告破裂。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兩國關係的變化下,兩國政府內部都有「鷹派」和「鴿派」,對為了達成協議應該讓步多少,有不同的意見。

現屆特區政府在處理房屋問題時,嘗試把幸福感「制度化」,強調房屋不只是建築物,而是居民生活質素、心理安定與社區凝聚的載體。若能持續深化,幸福感將不再只是口號,而會成為房屋政策的核心價值,並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獨特的制度創新。

中東局勢驟變,衝擊香港經貿策略。面對動盪,香港亟需深入的地緣政治分析以評估風險。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宋恩榮分析,香港經濟正由金融、外貿雙引擎驅動復甦,但呈現兩極分化。其核心優勢為一國兩制下的資本自由流通與國家支持,此為長遠發展的穩固根基。

今年4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確指出,特區政府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應「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並要「集眾人之智」編制實施好。這說明五年規劃不止是一個對接工作,而是期望香港能夠對自己未來做主動思考、跨部門協調、跨任期承擔的核心任務。

今年中央制訂的「十五五」規劃,把推進零碳能源列為國家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部署,「海上風電製氫」瞬間成為網上熱搜名詞之一。對於這項國家新能源戰略的實施,香港大有可為。

神舟二十三號船箭組合體的發射,標誌中國航太實力已進一步升級。香港應把握契機,融入國家發展,善用其金融與創新優勢,打造「亞太商業航太樞紐」,為中國航太強國之路貢獻力量。

第23屆邵逸夫獎頒予7位科學家。得獎研究包括恆星爆炸、白血病標靶治療、以及數學分析技術應用。

香港動物救援界制度幾近真空,假義工橫行、資源錯配,引發信任危機。不少前線義工付出卻遭質疑,需建立完善的註冊及監管機制,保障真正救援者與動物福祉,讓善心得以永續。

港府公布規管網約車的附屬法例,初期設1萬個車輛許可證上限。有經濟學者批評指數量過低,將致車費上漲、候車更久,是為保護的士業而犧牲乘客與兼職司機利益,扼殺市場彈性,未能回應實際需求。

飛船與火箭在點火升空約10分鐘後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三名航天員,指令長朱楊柱、成員張志遠、香港首名太空人黎家盈狀態良好。至清晨5時13分,神舟二十三號乘組順利進駐「天宮」,與神舟二十一號乘組成功會面。

中英政府雙方就1994年應否取消區議會的所有委任議席,1995年立法局地區直選是否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等問題,雙方各自堅持己見,會談進展十分緩慢。

今天,「超級發起人」的概念為香港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不僅是被動的橋樑或合夥人,而是主動提出議題、設計方案、推動執行的引領者。

政府規管網約車,設發牌數量上限為1萬至1.5萬個。經濟學者徐家健對此感到不解,認為規管旨在保護既得利益,違反競爭原則,或會導致的士牌炒翻天,聽聽他怎樣說。

《氣候行動藍圖2050》的更新,是香港接軌全球清潔能源轉型與氣候適應趨勢的關鍵機遇。香港要邁向低碳未來,離不開特區政府、商界及社會各界各方面的齊心協力。

1996年剛進史丹福時,蔣濛想過當醫生、律師、做投資銀行;也考慮念理論物理、生化、基因工程等。後來,他選定電子工程及數學作為雙主修,為興趣,亦為回饋社會。

歷史科教學最可貴之處,是能夠在史實基礎上引導學生作出有根據的思考。教師須恪守專業精神,密切關注課程與社會的發展,並回應政策發展,以便在教材和課堂實踐中充分發揮其專業能力。

周永新認為,規劃必須「以民為本」、以「利民」為目的,五年規劃描繪的願景必須符合市民期望及要求,這樣市民才會同心同德與政府一起實現願景,否則措施便會如垃圾徵費、佩戴安全帶條例一樣被擱置。

當企業能以GenAI工具以更快速度、更低成本完成同類工作量,最先被重新計算的,往往就是初級職位的必要性──這直接導致市場上最常見的入門機會減少,也令畢業生更難找到第一份工作。

面對醫療需求持續上升及資源壓力日益加劇,醫卓所召集人梁嘉傑教授強調,香港醫療體系必須探討如何達致可持續發展。醫卓所現正制訂六項臨床指引,以更有系統和實證為本的方法識別、評估和投資具成本效益且可負擔的醫療創新模式。

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的最新發展和未來潛力。當國際資金與香港的發展相遇、與大灣區的前沿創新對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為全球未來的共同繁榮,作出獨特的香港貢獻。

外圍賭博是香港明令禁止的非法博彩活動,這不僅擾亂正常經濟秩序,更引發一繫列社會治理難題,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民生福祉造成持續衝擊。

倘能把握洪水橋與牛潭尾當前的可塑窗口,落實「公營房屋由租轉購」、彈性分區、大學城倍增、青年定向需求側組合4個關鍵改革,北都完全有條件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具吸引力的「高質素融合樞紐」,亦是給下一代港人的最實在禮物。

香港的五年規劃是初試牛刀,而且時間倉卒,掛一漏萬也在所難免;不過,出發點要準確和站位要高,則是起碼要求。

制定戰略性的「五年規劃」,並發揮一國兩制下獨特的制度優勢,香港有望實現第三次經濟轉型──繼20世紀50年代的工業化轉型、70年代末向服務業經濟轉型之後的又一次飛躍。

不是港人不再需要這類服務,也不是港人的消費檔次向下調(以致區內中檔的服務、餐飲、銷售不再有足夠需求),而是進行這些消費活動的地點,不在香港了。

長遠來說,我認為政府需要不時檢討是否真的需要用刑事責任,去確保指定專業人員會舉報虐待兒童個案,因為我希望條例能保護兒童的同時,不會令到指定專業人員承受太大的壓力。

港督與中國官員公開罵戰,自《中英聯合聲明》以來未發生過,自彭定康上任後,從此卻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