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不時聽到有人說，一旦惹上刑事官非，如果花大錢請了大律師，但卻未能扭轉乾坤脫罪，最後決定仍是在法庭認罪求情，那就沒有必要花這筆冤枉錢了吧？可是，這是真實的情況嗎？是不是當案件「證據確鑿」或被告人「良心發現」，案件以認罪的方向處理，就不需要法律代表呢？
案情既定 還要法律代表？
筆者會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在涉及刑事案件的時候，有盡責而合理的法律代表在不同的階段向當事人解釋相關法律程序、被捕或被告時的權利和行使不同權利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決定後續的辦案方法，對當事人的權益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筆者在讀書時，就曾聽前輩說 You can't do better than your case（你不能做得比你的案情更好），意思是案件的結果始終受限於其既定事實和證據。當案件宗卷來到大律師手上，需要分析到底證據是什麼？控辯雙方可以證明到的案情是什麼？而在相關證據能在法庭站得住腳的情況下，可以足夠舉證所有控罪元素嗎？
那麼，在考慮了相關控罪、法例、案情及證據的限制下，法律代表又可以如何為當事人爭取最好的結果呢？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可能性。
初段調查
刑事案件的開展，大多數是由執法機關調查而起，最常見的是警方、入境處、海關、廉政公署等。有時不同範疇的法例，會由不同的部門，例如食物環境衛生署、勞工處、房屋署、機電工程署等執法。部門發出的傳票檢控，都會和其他刑事案件一樣，在不同的裁判法院處理。
那麼在調查階段，聘用律師有用嗎？代表律師可以在不影響調查的情況下跟執法部門的負責人溝通，理解調查或指控的內容。有時候，如當事人能夠提供更多的資料、證明等，可以盡快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確保當事人不會被捲入與其無關的紛爭、或防止當事人作出自招嫌疑的陳述。
正式起訴
在調查階段過後，假若控方正式起訴呢？那麼是否代表律師之前的工作沒有作用？在這個階段，辯方可以取得控方的所有證據，包括調查階段未能取得的證人供詞、錄音錄影、執法機關的調查紀錄等，讓法律代表評估控罪的適合性，同時衡量當事人的指示及證明，從而評估定罪的可能性。
在這個階段，辯方亦可以向控方提出關於控罪的協商（plea bargaining）。最常見的是認罪或簽保守行為協商，意思是當事人可能提出承認就該案情而言，適用的較輕微罪名，例如襲擊傷人案件之中，不同的條例代表着不同的嚴重性，亦附帶不同的判刑指引，而當事人可以在法律代表衡量過所有案情、證供及判刑可能性之後，向控方提出認罪協商，以承認較輕微的罪名作處理方法。
另一種協商的可能是「簽保守行為」命令，常見於當事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案件性質較為輕微、情節相對簡單的案件。控方在考慮檢控成本、證據強弱及公眾利益等後，可能會跟辯方達成共識，讓當事人對法庭承諾，在一定的時段（通常為12至36個月不等）不能再違法。在法庭或新聞報道，有時會看到同一罪名，有些被告人可以簽保守行為處理，但有些則不可以。表面來看，有人會大呼不公平，但我們需要知道不同案件的案情、證人、證供、辯方的案情均不盡相同，即使表面上的控罪一樣，我們仍需要仔細分析上述因素，才可以向控方作出有力的陳述協商。
那麼， 如果協商不成功，又該如何呢？下一步就是需要考慮認罪、還是不認罪。
認罪？不認罪？
上訴法庭在2016年的Ngo Van Nam（吳文南）案中（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LRD 1）重新審視及更新了被告人認罪而可獲得的量刑扣減。簡略而言，如被告人在有機會答辯時就表示認罪，就可獲得三分之一的扣減。
如果被告人之前表示不認罪，但定下審訊日子之前改變答辯為認罪，則可獲得四分之一的扣減。而如果被告人到審訊當天才認罪，則只會獲得五分之一的扣減。在確立這些原則之後，被告人認罪的時機對他的判刑會有很大影響。
求情陳詞
最後，在決定認罪的案件中，辯方大律師還需要替被告人擬訂求情陳詞的內容（不論是口頭或書面的陳述），確保在適用的法律原則及案例之下、控辯雙方同意的事實框架中，向法庭作出對被告人最有利的陳詞。在此之前，還需要篩選及準備適用的文件，例如求情信件、被告人的背景資料、跟案件有關的文件證供紀錄等，為認罪的被告人爭取最有利的判刑。
所以，不論是初段調查、答辯協商、認罪還是不認罪，被告人能夠得到及時和適當的法律意見是十分重要的。現時香港在不同級別的法院都有政府資助的刑事案件法律代表服務（包括當值律師服務及法律援助署的委派法律代表），確保當事人不會因為經濟原因而被剝奪所需要的法律意見，能夠在法律程序中得到保障及公平的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