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經擁有一個從未被正式命名、卻人人感受得到的繁榮階層。它由一群跨境工業家組成：工廠在珠三角運作，家庭、財富與人生規劃卻扎根香港。他們活躍於兩套制度之間，為城市帶來消費、投資、教育與社交的機遇，構成香港中產活力的重要基底。當這個階層退場時，香港失去的不僅是製造業，還有一整個支撐中產的社會經濟結構。
今天，香港正推動北部都會區，真正的問題不是能否建成，而是：在跨境工業家退場後，北都能否重建香港失落的繁榮階層？答案取決於香港能否重建一個制度生態，再次活躍昔日的跨境工業家。
雙城思維理解深港關係
香港的空間生產長期受工程邏輯與土地匱乏心態主導。北都發展的SLIDE概念（Symbiotic Land for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logy）試圖打破這種範式，把土地視為能同時支撐創新、發展與生態的生命性載體。
然而，SLIDE只是概念，是否能成功落實才是關鍵。在此需要強調北都的定位，它毗鄰深圳，涵蓋濕地、河流系統及逾230條原居民村落，其中的深圳河為兩岸劃分行政界線，但這並非國界。因此，北都不是「跨境試驗」，而是中國境內的制度創新區；深港協同是國家內部的制度協調，而非跨國合作。要讓北都成為制度前沿，香港必須擺脫邊界思維，改以雙城思維理解深港關係。
港深雙城特區的核心，不是兩地融合，而是制度互補；不只是跨境合作，而是國家內部的制度分工；不是行政邊界，而是制度流通的界面。它要求深港之間建立可預期、可操作、可擴展的制度流通機制，使人才、科研、數據、資本與治理能在兩地之間自然流動。北都若能成為這個制度界面，便能重建跨境工業家曾經依賴的制度空間。
昔日繁榮階層的優勢無法重現
90年代的跨境工業家並非因內地土地便宜或勞工充裕而成功，而是基於香港的法治、金融、教育與全球連結的制度優勢。
香港優良的制度為本地構建穩定的經濟活動，跟內地初期的制度形成對比。這造就了工業家在香港生活、內地生產，跨越深圳河兩端來回流動的工作模式，並塑造了本地數十年的中產階層。
然而，這個歷史窗口已經不再。內地制度成熟，深圳建立自己的大學、醫療、金融與創科體系；珠三角的產業鏈升級為全球最完整的製造生態；內地的營商環境、數字治理、物流效率與科研能力已全面超越90年代的香港。隨着制度差距縮窄，昔日支撐香港工業家的制度優勢漸弱。
香港不能再假設自己是制度高地
要理解跨境工業家為何退場，必須正視內地的制度進步。深圳的科研與創新能力已形成完整生態，從研發到供應鏈整合均具全球競爭力。內地的數字治理與營商效率已成為新的制度優勢，包括電子政務、數字稅務、跨省通辦與金融科技普及度均發展成熟。
內地城市的生活質素亦全面提升，教育、醫療、交通與社區設施均已達到中產家庭可接受甚至偏好的水平。珠三角的產業鏈更升級為全球最完整的製造生態，材料、零件、模具、研發、測試與物流一體化，使香港在產業鏈中角色的急變，不再是必然的制度後端。在這些條件下，昔日的跨境工業家自然選擇在內地生活、投資與消費。
打造新制度生態 讓工業家再次活躍
過往的商業智慧並未過時，但它需要新的制度容器。能否把過去的判斷力、風險管理、資源整合與長線思維，轉化為新時代的制度創新能力，將決定這批人能否在北都重新活躍。
香港曾是珠三角工業體系的金融與法律後端，隨着內地制度成熟，這個角色逐漸淡出。現在應着重提升跨界稅務、數據治理、科研協作、供應鏈金融、環境監測與教育互通的制度，藉北都重構定位，把握跨界收入機遇。
評估是實踐SLIDE的最後一環，而核心問題只有一個：北都能否成為雙城特區的制度引擎，活躍跨界經濟？這取決於香港能否正視跨境工業家與制度改革，讓北都不會淪為一個新市鎮，這是一個新的制度命題。
若想要重現昔日繁榮，便不能僅靠成本優勢，更不是要求工業家改變。北都應提供新的制度平台，使他們能在港深雙城之間重新整合科研、數據、金融、教育與環境等多重要素，使他們得以像從前一樣，重新發揮其跨境經營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