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蘇成長的邵棟，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他自南京大學畢業後，選擇來到香港大學進修，並於這座城市安身立命，進行文學創作與電影研究。他獲獎無數，新書《不上鎖的人》入圍澎湃年度好書、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回望走過的路，從融入香港、撰寫高達20多萬字的博士論文到在大學求職，他表示過程不無焦慮，而D小時候已很想成為小說家或「故事大王」，因為「虛構美麗的故事的感覺很棒」。
剛來香港生活的時候，邵棟跟所有外來者一樣，面臨着身份定義的困惑、無法融入的焦慮：「我算香港人嗎？工作情況怎麼樣？我能交到朋友嗎？」但這種情緒不獨他擁有，而像是一種現代都市人的共同問題：「無論上班或上學，我們好像一直都在焦慮，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我壓力很大的時候，就想做一點不太相干的事情，例如正在圖書館溫書，應付明天的考試，突然發現書架上有一本偵探小說就很想看，誘惑很大……」
社會日益抽象 人亟需具體感
近日在內地上映的電影《牛來》，不少人疑惑，它粗製濫造、故事荒誕、缺乏內涵，為什麼卻直擊年輕人的梗點、引發中外傳媒報道？邵棟引用學者施展的分析，指出「愈是抽象的社會，人愈需要具體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至日常購物等，日益透過手機軟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則日趨減少，在人工智能技術出現之後更甚，「整個世界的互動方式，變得愈來愈間接」。而《牛來》這些荒謬的事物，它不是被安排、強加於我們身上，更具日常生活的氣味；而且追捧《牛來》帶來共同參與感，也會衍生強烈的具體感。
再比如，參加演唱會、音樂節、馬拉松，以至玩桌遊、狼人殺，也是在回應聚會的訴求，「我在2019年深圳參與了TFBoys（內地知名男團）的演唱會，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人，那種人的熱情給我很大的衝擊。人其實是集體動物，你在集體當中會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也許玩了一盤狼人殺，不會讓他變得更聰明或有收穫，但是可以找到真我，在集體當中掌握自己。」
邵棟表示，自己很喜歡俄國作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語言張力，如「我希望來年春天會有一大筆錢。這是根據迷信來判斷的：沒有錢就是快有錢了。」「 我絕不食言，我只懶到5月，6月份我就要開始幹活了。」邵棟認為，心理壓力或焦慮，皆源於內心生活與表面生活的不對稱：「假裝自己很上進、富有、喜歡自己的工作、孝順父母……但實際上有各種各樣的矛盾」，而契訶夫的話正正突出了生活的戲劇性，他也想訴諸小說回應這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問題，甚至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案。
不善交際 轉尋越軌連繫
繼而，他談到了社交媒體的壞處：不但削弱了彼此線下的接觸機會，剝奪人類社交相處的能力，連自己在哪裏、正在做什麼，都被人看得一清二楚。一些無力交友的人，就可能想透過旁門左道、越軌（Deviation）的方式去與人連繫、創造親密感。偷拍者便是其中一類，早前在韓國爆發「N號房事件」，在香港也頻頻有人因偷拍裙底被捕，甚至利用AI技術，將女生的頭像與裸體照片拼接，類似事件在多個社會不絕於耳。邵棟早前創作了故事「面試」，正正是反映這種現象。
「有一個犯罪分子很想偷窺女性，然後他就假設了一個公司招聘內衣模特，通過設隱蔽房間在面試時偷窺，來進行一種視覺上的侵犯。」故事主角使用的是單面鏡，一種光線在一方穿透、另一方反射的特殊玻璃。邵棟形容，我們的手機便相等於這種鏡，「你可以看到別人的生活，但你不想別人看到你的生活。有點像尼采說的：『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你』。」
他又談及在念書時，學院有一位男性工作人員，日常非常沉默寡言、但非常可靠，幫忙修理打印機。但不料有一天完全消失，因為他在地鐵上重犯偷拍女生，而被捕入獄。「讓我覺得很恐怖的是，曾經有很多女生在辦公空間裏，她們不知道當中有一位隱形犯罪分子。」
邵再舉例，有學生十分留意他的社交帳戶動向，並說知道他某月某日去了哪裏；又有人故意開設空帳號發帖文回應他的貼文，但從不直接回應，令人感覺恐怖，好像有人在背後追蹤自己。但話說回頭，「也許對他來說，只是一種展現好意、展開話題的方法。或者，他覺得面對面交流是很焦慮的。」
香港的鬼不可怕
19世紀末，王韜來港創辦《循環日報》，但比較鮮為人知的是，他寫下許多鬼故事，知名作家葛亮、李碧華也喜歡寫鬼故事。邵棟說：「鬼故事是香港文學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上述的故事何嘗不是鬼故事的一種？你以為身邊沒有人看着你，其實不然，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他續指，香港的鬼故事「常常將鬼當成人」，刻劃鬼魅的人性之處，它們就變得不再可怕。例如，人們賦予中元節或盂蘭盆節「祭拜亡魂」的意義，「非常有人文關懷……香港人對於往生者是有很大的同情心」。
他又笑言，地產經紀為了賣走發生過命案的凶宅，就會將事故分門別類，減低買家的恐懼感，如跳樓因發生在住宅外，故事主的房子沒事。而一些不幸抽中凶宅公屋的市民，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則稱「自己是窮鬼，還有什麼可怕的？」邵說，香港人有時對於生死的態度很有趣。
至於面對世界眾人的觀察，他認為，「最珍貴的東西都在腦子裏，是偷不走的」，像他的辦公室雖然不上鎖，但只有考卷和書本，人家想偷竊也沒什麼可偷。而面對社交媒體軟件透過演算法，推送一些符合用家喜好的內容，他則故意點擊「沒有興趣」的按扭，不讓它「奪取大腦意識」，但是信息洩漏與被觀看的暴力，仍然無法被忽視。
文學作品 深刻描繪各種人性
契訶夫在1902年發表經典短篇小說《主教》，主角出身於貧苦的鄉村家庭，憑藉多年在外努力，回到鄉下成為主教。但自此以後，所有人都對他充滿恐懼和恭維，讓他感到無比的窒息與孤獨。多年未見的老母親來探望，即便在私人房間裏，母親也對兒子感到戰戰兢兢，這讓主教內心無比痛苦。最後，主教因傷寒不幸過世，小鎮迎來新任主教，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他。只有他那年邁、貧苦的母親仍然記得。
邵棟稱十分喜歡這篇小說，起初故事營造主教和媽媽的對比，後半部分則突顯偉大的母親形象，戲劇結構自然得來非常厲害，令他反思自己過分投入工作，而可能忽略了與母親的交流。「契訶夫最深刻的一點在於，他描寫出即使大家意識到這一點，還是沒有辦法把時間留給家人，看得出人性荒謬的部分──忽視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東西。」他又點出現代文學起源──卡夫卡的《變形記》厲害之處不是聯想到一個人突然變成一隻蟲，而是他變成了蟲還是要上班。
邵教授又說起另一個真實改編故事：在一個村莊裏，有戶人家十分善良，常常出錢替村民修路等。家裏有個小女兒，年輕、漂亮兼聰明，可惜因情跳海自盡溺死。媽媽終日茶飯不思，有一天夢到女兒對她說，「自己本身是天上的仙女，因為機緣而在塵世間與她做了十幾年母女，希望她繼續做善事、傳播功德」。於是媽媽在家裏建造一個佛堂供村民崇拜，每逢初一十五派粥。在新冠疫情期間，沒有一個村民生病。他指出，故事反映人的精神念力可能比我們所想像的要更強。
創作故事 積極面對生活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內地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一名東北女孩在杭州因車禍離世，公安因為高速公路有「死亡指標」而沒有及時將個案上布公開，而告別儀式上也沒有女孩的照片、牌位，因為按照家鄉的規矩，這個女孩沒有出閣，所以她不可以有名牌，骨灰也不可以由父母帶回去，只能撒在杭州灣。「朋友跟我說，這個世界特別荒謬的點在於，一個人在生時是很豐富有力鮮活的，但可能一個月後，這個人就毫無痕跡地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痕跡沒有，他的微博或朋友圈不再更新，沒有人會特別點進去看，不再被世人記得。」
邵棟說，記憶變成人類死後唯一存在過的證明，而將真實的部分融入故事之中，或許是一種記憶紀念碑。「我們面對荒謬、不可理解的生活，可以做隻瘦頭烏龜，做個冷漠的人，說反正事情影響不到自己。但我們也可以嘗試不因環境改變而改變自己。」他說，看文學作品有時好像覺得離自己很遠，它不講效率、不講功能、學不到任何東西，但可以讓你很沉靜。
他又說，人跟人之間的感情一直在倒計時中，只是我們看不見那個時鐘。「可是我相信人是可以改變時間，可以改變荒誕的現實。我覺得生活裏有很多可以珍惜的或美好的事情，只是我們都太習以為常了，或許會通過這樣的方式，能夠讓我們的生活獲得某種實際變化。」
與AI爭奪語語權
最後，他也批評，「在AI時代，我們讓步很多問題、生活智慧給AI工具」，例如有一對學生彼此透過AI工具結識聊天，希望取得對方好感，「某種意義上可能是ChatGPT和豆包在談戀愛」，喪失戀愛的主體性。「我覺得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你以為容易分辨的東西，將來就變得不可分辨了，改變了我們的審美觀。如果一個小朋友從兩歲開始看AI創作的短劇，他日後會分不清真實的和AI短劇有什麼不一樣，劣幣驅逐良幣，那是一個挺可怕的事情，不在於它是不是對的，而在於它在定義什麼是對的。」
他說，大家覺得焦慮也很正常，某種意義上，文學或藝術創作正在跟AI時代對抗，但他認為文學在這一兩年還不能被AI取代，因為「AI的情緒太正常了、四平八穩，暫時無法模擬」，模仿不到如李白喝了酒、發酒瘋而寫作的情緒，或顏真卿寫下《祭侄文稿》的那種極端悲痛。
有觀眾問及自己不擅長撰寫小說、虛構打動人心的劇情，怎麼辦？邵棟以為，虛構和非虛構兩者沒有高下之分，每個人都有適合的寫作領域。如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正是憑自傳式小說獲獎；挪威作家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寫下六卷《我的奮鬥》（Min Kamp）也全是寫自己的事情。
「如果想學習撰寫虛構故事，我覺得八卦是一個非常好的渠道……平時偷聽別人說的話，觀察一下公司裏面的小事」，以至於幻想自己在別人的人生位置上會做什麼，都是很有趣的事，邵棟說。「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電影延長三倍人生』，我覺得小說可以延長更多倍，想變成誰就變成誰，而且寫着寫着，你會發現有一些自己沒有意識到、潛藏在心裏的想法。」例如，他認識一位作家曾經以為自己很討厭父親，直到他寫了一些跟父親有關的小說，才發現他挺愛自己的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