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對香港所做的標題式言論，引發不少爭議。2024年他說「香港已玩完」，其後見中國內地力挺下香港金融經濟恢復強勁，去年改稱「說香港玩完為時過早」，早前又拋出「舊日香港的確已結束」，再次吹皺一池春水。
他由「大好友」變成「大淡友」，並非孤例，近年一些西方「知華派」也見轉向，本來看好中國、欣賞香港、肯定一國兩制，因2019年動亂後北京實行《港區國安法》、改變特區選制，而認定香港走上「一國一制」。羅奇指今天香港的「韌性」全靠北京及內企撐起，變成「另一個中國大城市」，並刻意以普通話拼音「Xiānggǎng」諷刺香港已失去原有的國際獨特性。是耶非耶？
立足中國 不等於倒退
首先，香港經濟發展從來離不開中國因素，但也不單靠內地支持。
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緊追美國，經濟體積佔全球18%，以「購買力平價」計大於歐盟；單是粵港澳大灣區生產總值（GDP），已與意大利、加拿大處同一水平。雖近年面對內需內投放緩、內卷、地方債等困擾，但並非經濟「見頂」，反在再造新動力生態系統，且外貿仍在擴大，人民幣支付額從2012年佔全球第20位，升至今年第5位。最近麥肯錫公司大中華區主席與前主席合著《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The Next China Is Still China），便看好其前景。
美國對華制裁打壓，反突顯香港作為中國對外樞紐及自由港的戰略性，強化其為內企全球集資、人民幣國際化及環球資產管理的角色，而這些功能非一日建成。當中國全面支持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及重要國際門戶時，理性分析怎能說是簡單的「另一個中國城市」？香港屬多面「混合體」（hybrid），長期存在身份上的模糊，唯也予它很大可塑性──它既是中國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既保留英治時期的制度傳統，也融入中國現代化道路。立足中國，不等於倒退，也不必放棄其國際化。
按英國拉夫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全球化及世界都市研究網絡」2024年評級，一級世界城市為「Alpha」，當中「Alpha++」有倫敦和紐約；「Alpha+」以香港第一，接着是北京、新加坡、上海、巴黎。香港總商會委託獨立研究機構Ipsos編製亞洲城市國際化指數，最新排名香港再奪榜首。本港公立大學居全球前列，也不見得靠內地便能撐起。
香港仍具強勁原動力，乃上百年累積而成；只會在失去自我價值肯定，凡事看內地、照搬內地一套，才會出現「內地化」，失掉特色。近年西方輿論對香港的政治自由甚多非議。隨着國際地緣政治逆轉、國安泛化、中西文明衝突，香港中介作用受挫，因此尤須不取輕易、只重內地關係，更要堅持多元開放。
理解舊與新香港
其二，舊與新的香港，並非割裂，而是連成交替延續的有機進程。
1984年6月鄧小平會見香港訪京團說：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做得到。那時香港乃東亞奇蹟之一、國際樞紐、自由城市、內地改革取經之地。鄧小平還說中國要多建幾個「香港」。英治香港始於鴉片戰爭，喪權辱國；但歷史的諷刺是，英治造就香港的類西方制度文明，二戰後發揮地緣中立第三方角色，讓北京「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曾有一段時期「香港獨好，中國不好」，唯自改革開放以來，只有「中國好，香港才好」。倘無內地經濟因素，就沒有昔日香港的風光。國家若一蹶不振，香港也沒有未來。
一國兩制維持不變，要義就是延續行之有效的原制度，包括行政、司法、法律、教育、財經等，保留及更新，與時俱進。其實舊香港也經歷不少歲月洗禮，從戰後亂困中打拼求存及建立秩序。1970年代前是典型的殖民專制，之後開始本地化、改革、反貪、諮詢政治。今所謂之香港盛世，建基於當年逐步改革自強、尊重自由、公平競爭、教育普及、社會流動、中產化。但現實上基層百姓跟上層權貴生活於不同世界。
回歸後中央放手讓特區自行管理、自我解決本身問題，隨時予以支持。倘社會及經濟發展頭頭是道，中央毋須干預，前提是香港不構成對國家利益的威脅。「井水河水」論（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最早乃江澤民於1989年底提出。中央無否定舊香港的成就，國策是不能讓香港亂、香港倒。鄧小平說過，最近辭世的朱鎔基也曾說「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中央）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
2019年之亂，把很多原有假設推倒。但習近平主席2022年七一講話仍表明，中央要求一個保持獨特性及國際聯繫的香港。國際上期待香港不止是中國的中介，也是世界的中介。內地巨企、民眾投資，及一些跨國企業和投資基金重返香港，乃看好香港在全球的「網絡樞紐」作用，以真金白銀繼續「買好」，豈是隨意恩惠香港？歷史向前，香港需不斷開拓新路。舊與新分不開，若舊的茶漬洗掉，新的茶就欠缺濃郁底色與清香。
已處「不變便衰」之臨界
其三，從「大歷史」視野及制度學「路徑依靠」看，香港既不可能跟其過去切割，唯也不能停留在對從前的自賞而不思進取。這不切實際，因為國家在變、世界在變，香港內部也在變。
進入「尋根」、「再出發」的新時期，香港須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不過在超越英殖敘事和歷史觀上，並非毫無懸念，因為香港承載的歷史是複雜的。「變與不變」迷思一直困擾整個社會。回歸近30年了，香港與內地互動日趨頻密，過程中無可避免存在制度不同、文化觀念有別所產生的張力。實踐證明，再經歷金融風暴及地緣政治衝擊，上世紀港式資本主義已無以為繼，不改革便衰落。
「低稅制、好福利」曾被視作香港「不敗方程式」，今天這個神話已被打破，政府財赤進入結構性，香港要繁榮就需擴大經濟基礎、掌握國家及國際發展機遇，不能單靠金融和地產便「躺着也贏」。金融仍是香港王牌，但需提升和延展（「金融＋」）。至於房地產，結合內房市場走向，及香港生活圈的大灣區化，已難維持從前一枝獨秀地位。回歸前高峰時香港GDP佔內地近三成，今天只約2%，不再獨領風騷。
從中央出發，欲長期維持香港特區，必逐步讓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內「正常化」；由此衍生的經濟社會融合及政治吸納，也是應可預期的。2019年加速了「二次過渡」步伐，且因乃在部分港人挑戰中央、中央懷疑香港忠誠、一些內地人不再肯定香港特有價值，以及地緣政治惡化、中美角力大環境下去加速，致或出現「走過頭」、去西化、以為愛國等同「跟內地」的偏差。
國家「十五五」規劃設定16個強國目標，現已不再是追過去之不足，而是為未來去補短。中國現代化新路上，香港能否找到有若當年投入內地改革開放的獨特位置和貢獻，乃香港再盛的關鍵。具國家視野與內地化，是兩回事。跟「大隊」看似安逸之途，當outlier前沿角色，敢為天下先，需眼光、勇氣和底氣。哪個選擇對國家才最有利，顯而易見。追求有為政府和規劃時，應好好總結過去香港治理經驗，去蕪存菁，不妄自菲薄，莫「把嬰兒連同洗澡水倒掉」。
一個城市 兩個「香港」？
最後，一個城市幾個故事，一個國家多個面相，比比皆是。不過須警惕源於經濟、社會與政治鴻溝的「兩個香港」。
「K形經濟」日趨明顯。官方標榜亮麗金融數字、旅遊流量回升，但與平民百姓及萎縮行業的微觀體感存在「溫差」，且不屬周期性，而是涉及深層結構與分化。政府憧憬創科創富，重本投放，2015年至今累計達2000億元，唯回報未見滴漏於普羅。人工智能顛覆傳統行業，年輕一代焦慮上流不順；社會高齡化比新加坡更嚴重，弱勢的「香港」在擴大。
生育率偏低及移民潮下，人口增長靠內地移入。吸高才專才也自內地為主，基層工作外勞日多，過去3年各項計劃共輸入逾30萬人，佔總勞動人口約9%。極端論者預示騰籠換鳥、改寫香港面貌。香港一直乃移民社會，兩文三語，每代新舊港人合力建設這座獨特城市。「香港人」身分不繫於族群貫籍，而是對制度和價值的擁抱。不過若處理不好新來者與原居者的融合，會加深社會文化上的摩擦和隔閡。
2019年之亂造成的兩極化及創傷猶在，有若兩個平行時空，互不兼容。主政者擔心「軟對抗」，指仍有不少人在明裏暗裏否定現時管治秩序。愈加管控，公民社會擔心空間收窄。本來所有開放型及言論自由的社會，人民對政府總有這樣或那樣的不滿。倘所謂「軟對抗」更為深層，並因體制設計缺陷未予疏導，形成「K形政治」，則對特區的長治久安並非好事。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