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全球AI治理的規則碎片化與數位落差，建議利用香港制度優勢，作為技術、跨境資料與合規的國際樞紐，協助建構統一、公平的治理框架。
設於香港的國際調解院穩步發展，已辦結首宗海事爭議。此機構旨在推動商事調解、完善全球治理，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樞紐的地位，為全球爭端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2035這個年份是全國發展的戰略性階段時間節點，國家以這個時間節點動員舉國之力，奮力向目標邁進。因此，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必須包含2035年的遠景發展目標，不能缺席，也不容掉隊！
貿易發展局慶祝踏入一甲子，破天荒邀請了五位前任主席，包括鄧蓮如、馮國經、吳光正、蘇澤光、羅康瑞，加上現任主席馬時亨，回顧香港經濟貿易的發展歷史。吳光正強調，如香港要在內地市場競爭中突圍而出，必須在金融、教育、醫療等服務範疇達到「關鍵多數」。
香港啟動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推出滬港黃金「實物聯通」。此舉旨在鞏固其大宗商品樞紐地位，並深化與內地市場互聯互通，以回應國家發展部署。
愈來愈多企業選擇在香港設立國際或地區總部，並選擇以人民幣作為主要的結匯貨幣單位。政府未來將加大力度鼓勵企業在貿易與投融資上更多使用離岸人民幣，並與區內更多央行加強協作。
走過29年不凡歷程，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實現由治及興，經濟、民生、治理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取得舉世矚目成就。
筆者認為，自然資源部地圖技術審查中心原副主任韓權衛，對使用國家地圖教材的要點和注意事項之演繹，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各級學校的各科教學裏，具有正確的、嚴肅的提示性。
宋恩榮1977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曾任中大經濟系主任17年，明年即迎來執教50周年，見證香港經濟發展、高校教育政策演變。要進一步釋放香港高教與創科潛能，宋認為政府需在北部都會區的規劃上作出重大突破。聽聽他對此和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有什麼想法。
2012年開始實施的《中國人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規則》統一姓名用標準拼音拼寫，港澳台人士則可豁免使用統一拼音拼寫法，但這次黎家盈不知為何未能獲豁免；更不解的是，為何航天中心不是按規定拼寫為Li Jiaying，而是Li Jia Ying。
傳承的本質不在於財產的分配，而在於信任關係的建構與制度的長期運作。當理念、關係、知識、財富與治理形成有機協同，家族方能實現真正的跨代延續。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宋恩榮分析，香港經濟正由金融、外貿雙引擎驅動復甦，但呈現兩極分化。其核心優勢為一國兩制下的資本自由流通與國家支持，此為長遠發展的穩固根基。
今年4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確指出，特區政府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應「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並要「集眾人之智」編制實施好。這說明五年規劃不止是一個對接工作，而是期望香港能夠對自己未來做主動思考、跨部門協調、跨任期承擔的核心任務。
無疑，改版的初中中史教科書終究完成，各方都付出時間與心力，精神源流繫於「家國為念」。
民進黨當局不斷碰壁，是昧於大勢，是把少數集團私利置於台灣民眾的福祉之上。所謂「台獨」只是為了爭權奪利，把大筆台灣民眾的血汗錢雙手奉上給外部勢力而已。
在國家安全教育日啟動禮上，大會安排青少年在不少環節擔綱重責。筆者留意到，大家都能運用流暢的普通話，字正腔圓。這些積厚的成果，跟教育局政策推動，學校教育於課堂內外積極配合互動，有莫大關聯。
當今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從金融市場到能源供應，風險和挑戰存在於各個領域。面對不斷變化的新形勢，香港必須將安全置於發展的核心，同時以高質量發展夯實安全的根基。
隨着北京一再敦促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陸官員愈來愈以「自己人」的視角處理香港事務。結果是一把雙刃劍：為居民和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同時也引發削弱香港獨特價值的焦慮。
政府角色有必要、也存局限，沒有點石成金的神仙棒，內地也如是。要防形式主義，也忌虛妄，以為有了五年規劃便輕易解決老大難問題。怎樣在有時殘酷的現實條件裏求進，才真正考驗治理效能。
香港未來發展的重點領域，於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已清楚提出──「三中心，一高地」：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及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還有國際創科中心。這些應該就是香港五年規劃主要內容，也是本港強項。
國務院在2026年2月10日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距離白皮書發布僅一個月，教育局便迅速回應，並採取全面的實際措施，展現了政府將中央政策方針轉化為本地教育實踐的堅定決心。
為政者，要常常落到群眾當中，不是去聽匯報，而是去了解具體的民眾訴求、去體驗公共服務的流程堵點。
人口增長是房地產的基礎要素。現在世界被特朗普搞到兵荒馬亂，動盪不安，相信香港對移民的吸引力將大增──聚人的地方，房地產業就有發展空間。
「十五五」的期許已發生質變，聚焦香港能做什麽。這對特區政府既是鼓勵、也是政治責任與要求，香港須在行政主導下奮勇爭先，全面提升政策主動性與執行力，將國家所需與自身所長緊密結合，拿出可落實、可量化、能見效的治理成績與實際效能。
十五五規劃將香港再定為國際金融、服務、航運及科創中心，由此出發，國家再對香港給予更大、更多元的助力──說好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故事，是情理義的共融。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應能夠樹立發展方向的確定性，從而為市場賦能，提供清晰的政策預期。此外，實現「國家戰略+香港優勢」的深度融合互動，推動經濟朝高質量、高增值、多元化方向發展。
2026年2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其中第五個綱要提及「以高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這就必要從教育層層扎根，不能含糊，沒有捷徑。
我看過馬力不久前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左派為什麼需要組織起來」。其內文總結說：「傳統愛國力量組黨是歷史使命。」
在馮可強的號召下，建港協會於1990年2月宣告成立。協會「論政而不參政」，即研究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提出建議，但不會派出成員參加選舉。
在新的政治格局和生態下，不單香港的政治制度、管治方式和治理模式出現重大改變，香港的民意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變得愈來愈理性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