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韓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閉幕式上宣布，中國作為明年APEC峰會東道主，決定於深圳舉行會議，屆時必會成為全球焦點。不少港人心裏納悶，有建議應向中央爭取APEC財長會議在香港舉行；更有評論直指北京終給出港深排序的答案了。深圳出線，是否因其作為科技產業之都，更能代表中國經濟邁向科技未來？
九七回歸祖國前，香港在國家的聲望如日中天，既屬「東亞經濟奇蹟」，又引領珠三角率先改革開放，並於1990年代超越日本東京，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客貨空運樞紐，1999年起港口吞吐量連續6年居世界第一。1997年9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港舉行周年會議，見證踏入一國兩制香港的繁榮，那是特區至風光之刻。
唯回歸後香港固守自滿，且內受身份政治煎熬，蹉跎歲月，為區域內「3S」後來居上（即新加坡、上海、深圳，三者英文名稱首個字母為「S」）。香港日受「被取代」、「被邊緣化」情結所困；2019年後新政局下體制自信動搖，事事北望。
香港的王牌仍是金融，致力開拓金融科技。儘管今年股市累升三成，一洗先前頹氣，但主要受惠於「北水」（按統計自「港股通」開通以來累計淨流入已逾5萬億港元）。恒生指數十大成分股，有8間乃內企（所謂「中資」）；滙豐控股早前宣布私有化恒生銀行，標誌本地華資之光輝時代或告終。文革後內地改革開放，全靠香港支持；今天歷史逆轉，靠內地撐起香港的金融經濟，包括資金及人才方面。
歷史逆轉 往昔風光不再
國家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滬深皆曾取經於當時先進及與國際接軌的香港，深圳經濟特區更依賴港商投資經營，借鄰近香港之利，從事產業加工出口，完成初階工業化。
猶記得1999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官訪加拿大，回答記者時把香港比作多倫多，頓時引起政商界中人疑問：為何香港不是「中國的紐約」？此乃回歸前部分建制精英曾有過的想像（或遐想）。唯1989年「六四」風波後，香港已蒙上陰影，北京決心加快發展上海及長三角，從此港人怕上海取代香港在國家的重要性。
香港一直看不起深圳，不料深圳平地一聲雷。2020年10月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典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評價深圳的改革成就及典範作用，令政商精英揣測2019年暴亂之後中央是否「以深代港」。事實上，北京仍求香港重新振作，去政治化之同時大搞經濟、轉型求變。但香港之亂及本土分離主義的滋長，已令北京不得不重新考慮如何定位曾視為國家明珠的香港。
面對地緣政治、經濟及文化大變局，由美歐主導之軌道已到盡頭，香港長期依傍西方政經秩序的「中介」角色無以為繼。大環境之移位，對於思考怎樣重振香港之國際特色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來急切感。
昔日學生 跳躍龍門
深圳昔日乃香港的「學生」，今已跳躍龍門。港深之間，中央的焦點放在深圳，以它探索新時代深化改革之路。中央重視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因它標誌雙城合作、提升國家科創實力的新里程碑，不容有失。近年看淡香港的情緒增多，什麼「深升港沉」、「以深代港」，那麼香港會否淪為輔助城市？命運由人，面對新格局，香港要回歸基本功，認真應對挑戰和競爭：一不留戀過去；二不浮誇，以為仍在各方面獨領風騷，須擺脫「老大」心結；三忌妄自菲薄，要重拾制度和價值自信，並連繫至國家復興的層面。
從前內地不停尋求了解香港優勢所在，當今香港也應問深圳的成功密碼為何。深圳依附香港而發展，乃中央政策促成，1980年成為經濟特區初期全靠港商投資（公路、港口），以香港為師，遍及公共治理、公務員制度、非政府機構（含法定管理局）、土地管理、房地產、企管營銷、地鐵及「鐵路＋物業」融資模式等。
深圳人常說：改革開放造就深圳，深圳也促進改革開放、創造歷史。它從邊陲小鎮躍升成為國際矚目大都市，靠大膽探新和先行先試。
深圳也曾有過迷惘困惑之刻。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網文，道盡受滬港排斥下對深圳前景的疑問。2006年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發布《關於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後，致力吸人才、吸企業、搞科創，最後成為「中國之矽谷」，被習近平譽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的發展本緊貼香港、受惠於香港，今天在某些方面已青出於藍。以前處處標榜香港色彩，今已走出香港的影子。
港深存命運共同體關係
其實深圳走過之路，與香港上世紀戰後之路甚為相似。港深皆移民城市，受益於開放，香港且乃中西薈萃（hybrid）。香港過去強調「can do」、企業精神、靈活走位、「世界仔」、不囿於教條。
一國兩制下體制有別，深圳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香港乃實行（先進）資本主義的中國特區。深圳由政府導引市場、協調企業；香港雖近年強調「有為政府」，但不能取代市場或凌駕企業。過去深圳「香港化」，今天會否客觀上甚或主觀上主張香港「深圳化」？因制度差異，深圳取代不了香港。香港創科發展不能沒有深圳；深圳進一步發展也不能沒有香港，仍須借助香港的經濟動能和國際外聯作用。兩城有着命運共同體的利害關係。
深圳在基建速度、電子化、數位化、科創突破、科企落戶、研發初創等方面，已超越香港，且不斷有全國人才湧入，近年重視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太等「未來產業」，其城市治理和規劃也走出了自己特色，亦不忘文化藝術建設，在在值得香港借鏡。相比下，香港具備制度性輸出的條件，值得深圳學習之處仍多，包括：金融服務和監管、金融產品和標準創新；專業服務國際化、現代服務業升級；大學治理與發展、學術國際化；城市國際化；及相對活躍之公民社會等。深圳也要汲取香港老化固化的教訓。
國際品牌效應和全球信譽，不是一天建成的，香港須用心保護。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言，不單看經濟總體數字及物質建設的規模與速度，更要看深層的人口體質和制度體質，例如：教育水平、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決策科學化及開放化、法治基礎、城市規劃、生態保育和人文發展，以至政府佔用與善用社會資源之程度等。
兩城各有精彩，香港強於普通法體系、司法獨立、程序正義，且達專上教育水平人口較多；而深圳相對年輕，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
21世紀是創新科技及人工智能的紀元。論創科產業，香港的條件不及深圳（如土地勞工供應、與內地市場的連結融合等），惟優勢在於其世界級大學群的基礎研究力、支持創科產業化的國際融資和國際行銷、高端人才吸納，以及國際商貿爭端的仲裁與調解。香港是交易量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若能夠透過積極策略，促成內地生產、香港融資及全球銷售的人民幣產業鏈，有利開闢新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並長遠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若大灣區將來成為中國最大的、面向國際的創科發展樞紐和產業基地，則港深聯手乃必然前提，屬強強合作互補，肯定有助提升整體競爭力。當然，一個根本假設是香港的國際城市特質持續維持，連接「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具備世界視野。
香港仍有迷人魅力？
香港要有「FOMO」（fear of missing out, 不容錯過）的迷人魅力，才能夠持續為五湖四海人才聚群之地。愛國主義、國家融合的大旗下，保留香港多元文化及中西共融的人文特質，不能鬆懈。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早前提出除了備受吹捧的「紅色旅遊」（即重溫香港在中國內地革命時期曾扮演的角色及相關遺址）之外，也應有「殖民旅遊」，重新認識英殖下的舊香港。這帶出如何看待150年英殖統治歷史的問題。
香港「開埠」，始於鴉片戰爭，乃近代中國國恥。歷史的諷刺是，英國管治加上上世紀70年代起的改革，卻成就了自由法治之都及國際樞紐。這段香港發跡史，當然離不開多代港人包括內地來港者的刻苦經營。香港回歸祖國，對於英治歷史要去蕪存菁、批判承傳，相信這便是全國政協時任主席李瑞環於九七之前的「紫砂茶壺茶漬」比喻所指，不能棄掉的珍貴茶漬了。
一個城市不能只有科技和商貿產業，其人文靈魂也十分重要。資深文化人胡恩威指出，以大灑金錢及追求速效與宏大敘事去堆砌出來的香港，無論有多高的天際線，也無法替代以往踏實但被「消失」的香港（2025年第43期《亞洲週刊》），切中要害。我們要警惕消失了「一種生活的滋味、一種社區溫情、一種獨特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煙火氣」，甚至是治理的核心價值觀及言論文化氛圍。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