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70年代經濟計劃與福利改革的爛攤子，自由放任主義被神化，經濟計劃被污名化，許多港人充當一輩子的樓奴，或是在股市中載浮載沉，已被制度所「異化」。所謂異化（alienation），簡單來說即作繭自縛，自以為可以操控事物，實為事物反操控。稍微翻看經濟學的著作都知道，資本主義不等於自由放任主義。只有打破這個迷思，我們才可以在資本主義框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構造改革，目標是建立有協調、有規劃、有社會責任的資本主義。這根本離不開經濟計劃。
香港規劃不應只對接內地需要
有人說中央已經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窗口，香港的五年規劃也只需要對接國內「十五五」的金融部分，所以香港只需要一些了解計劃經濟的金融人才，以方便和內地人員接軌。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眼光狹隘的提法。香港是800萬人的家，健康的就業情況和經濟運行是社會穩定的保證，不可能只靠一個支柱行業。過去香港沒有計劃經濟之便，所以縱有如1970年代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成員胡文瀚等有長遠眼光之人，也無法左右香港的經濟發展方向。當股市樓市泡沫相繼爆破後，香港缺少實業基礎的弱點便表露無遺；這在過去40年間已經多次發生，但社會從未反省。
香港以其地利，可以吸引國際和內地企業來港投資，但選擇甚麼產業，和推出什麼吸引政策，就要靠優秀的革新型公務員來籌劃。這方面，中國「十五五」規劃就是最好用來借鑑的藍圖，甚至可以借來東風。另外，香港民生富足才能形塑一個吸引外資和人才的環境。相關部門要好好利用五年規劃來解決一些長期困擾的問題，如緊張的勞資關係，住房問題，養老問題，醫療問題等，以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社會的需要。革新官員隊伍必須具備各方面人才，才能更好應對未來的挑戰。
社會協同主義與構造改革論
在之前的文章，筆者都有提到計劃經濟的思想元祖──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其實，率先實行此主義的德國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是取材於其好友、全德工人聯合會（ADAV）創辦人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與日後以實行計劃經濟著稱的蘇共不同，拉薩爾反對暴力階級鬥爭，但認為有所謂「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即勞動者的工資必然下調到僅可允許其生存的微薄水平。為此，勞動者必須團結，組成合作社聯網，並與提倡理性進步的國家合作，阻止資本剝削導致生活惡化。ADAV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身組織之一，拉薩爾派在黨內一直具有影響力，與馬克思主義者分庭抗禮。
二戰前後，屬於中左派思想的國家社會主義，演變為民主社會主義，而今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則在1959年正式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在香港的情況，勞動者團結進行階級鬥爭路線並不可取，故當局更應自覺啟動改革。曾澍基提倡的「改良的資本主義」雖無法於回歸前實現，使我們更好對接內地社會主義，考慮到國內希望於2049年（即建國百周年）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我們更應亡羊補牢，爭取盡快完成改革，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迅速解決一大堆存在多時的社會經濟問題，並於2047年對接。
如前文所述，資本主義並非只有自由放任一種。本港的情況更是無序資本主義（anarchic capitalism）：觀望態度導致供求不相稱，市民感受不到發展的好處，小商戶長期在生存邊沿掙扎，青年感覺無法創業，仇視成功者，歸咎於他們含着金湯匙出生。若要促使香港經濟體系逐步變得有序，即所謂有協調的市場經濟（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就要在經濟計劃中體現政府的社會責任，要能向社會分配更多紅利，使市民有獲得感和能動性，使經濟體制更體現關愛精神，消除各階層的無力感和異化。
戰後民主社會主義經常包含所謂社會協同主義（Social Corporatism），即政府積極招攬由社會各界自由推舉的代表，進行協商，並鼓勵各行業的合作化。另外，意大利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在1960年代都提出和平演化至民主社會主義的構造改革論（Structural Reform）。有規劃的資本主義，必須突破新自由主義框框，摒棄自由放任，特別是放棄追逐自由度排名。當局應在審議過程中包含社會各界代表，強調計劃訂製的制度及數據健全的重要性，並逐步建立充分專業的技術官僚隊伍和產業經濟顧問團隊。
所有制改革
筆者認為，香港需要的是一場「所有制改革」，將主要生產模式從少數大型寡頭資本壓倒大量小商戶的局面，過渡到規模經濟生產＋以私營資本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為此，要聯合小商戶組建合作社，為其建立規模經濟。同時建立大規模的「生活協同」合作社，醫藥實現社區化。另外，政府積極發揮天使投資者角色，以提供救援和創業資金入股（而不是派錢給）大小企業，與他們達成規劃協定（planning agreements），使之更好地納入經濟規劃內。由於寡頭大型資本才達到資本運用的最高效率，所以應在不改變其壟斷地位情況下，將寡頭資本大型企業逐步改革為混合所有制，以私有資本為主、市民資本（即公有資本）為輔。
混合所有制下的市民資本不必體現在全民攤派股份等，而是可以參考新加坡等國家的先進經驗，成立中央公積金局，作為控股機關進行投資。也可以同時參考歐美國家和內地的退休基金和社保基金經驗，主動進行策略性投資，入股大型壟斷資本企業，獲得其紅利，並參與營運決定，使市民資本能得益於與私有資本合作。
港府應在股價低落時，動用財政儲備贖買股權，對股價起支持作用，由中央公積金參與控制經濟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即入股市場佔有率最高、能設置價格的銀行和控股公司。同時考慮投資於債券。
當局可以考慮對港鐵等半官方企業率先改革，由政府持股改為中央公積金持股，有利於政府進行總體規劃。中央公積金要積極參與建設私營項目，擴大公私營合作項目，並加大投資於純公營投資項目，尤其要重點改革公、私營醫院和房地產。應仿效深圳和新加坡，力圖把公營房屋和私營房屋市場區分，同時將私營房屋匯入總體規劃。
它的管理者可以是學者和（兼）社會專業人士，以及金管局、發展局的特派專員。這不一定要徹底取代現有強積金；理論上可兩者並行。以新加坡為例，中央公積金提供多種保險計劃（包括住房、家屬、醫療等），基金的一部分投資也可以外包給資產管理公司，投資於定期存款、股票債券等，促成公積金市場上的官商兩利。
規劃體制化
筆者的建議是：經濟上走向大政府引導大市場、協商型指標式規劃。為此，政府要打造的規劃部門，應該成為供需兩方的協商平台，綜合意見，包括官方民間機構的經濟調查結果，以制定長遠供求規劃，積極引導私營資本，主動籌劃各類產業長遠發展，防止私人投機囤積和圍標。鑒於計劃之下尋租空間會變大，有必要考慮在香港成立新型監管機構，或強化廉政公署職能。
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就是更完善的「以結果為目標」，指標並不僅應該關注GDP增長，也應該以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增長和堅尼系數的降低為指標，調配協調各項社會生產和投資，剋期達到顯著、可量度的生活素質改善。參考二戰後法國的計劃總署和日、韓的經濟企劃廳／院制度，香港應該設立高階級的社會經濟規劃總署，制定總體社會經濟發展規劃。
該總署應力求與國內「十五五」、大灣區規劃銜接，派員到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改委）進行交流。各部門應派代表共同組成以主要部門為核心的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主要部門應是中央公積金局、發展局和金管局等技術官僚較多的部門。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規劃執行單位包括所有政府部門，對福利、醫療、警政等各方面設置發展和解決問題的效績目標。
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規劃的做法如同《施政報告》即可，無須立法會通過，但需要真正地傾聽不同專家及市民的聲音。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下應設各行業審議會，由各行業勞資兩方與政府代表，直接討論該行業的運行情況，並磋商發展前景和長期規劃；同時起改善勞資關係的效果，由政府主導談判，促成社會各階層之間達至妥協。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下設與金管局合作的經濟調查局，向社會定期發布預測、規劃的《經濟白皮書》，以明確目標、穩定人心、引導市場。
基層合作化
最後，社會經濟規劃應該體現政府的關愛精神。目前的關愛隊只是一個開端，規劃中應該繼續關愛隊整合動員社會零散資源和人力的傾向並擴大範圍，長遠應該鼓勵「合作化」，給予資源激勵基層市民自救，以及全面檢討並整合對社福機構的資助，評估其對資源的運用效益。考慮到香港的經濟長期異化，政府應開展面向廣大社會中小企進行支援。
外國的常用手段是低息、審批簡易微型信貸（microcredit），或為中小企提供消費券；也可以仿效意大利《馬可拉法》（Marcora Law），該法規定失業者共同舉辦合作社，可獲預付數年失業救濟，支持失業者成為自僱者。當然，也要研判失業者轉移這筆資金及申請破產的風險；這就涉及監管機構派員查帳、教導營運、提供技術培訓等。後者可以考慮由社福機構擔當。
合作化有三種形態可供選擇：一、小商戶內部職工的合作化；二、商戶之間的合作化，形成生產、信用合作社，達到規模經濟（scale economy）的擴大，提供更高的定價能力、規模經濟和金融支持，節省租金和人力成本；三、社會總體的合作化，即日本消費生活協同組合（生協）模式。個人成為合作社員，由香港「總協」允許地區生協、專業人士生協、學校生協等組織加盟。
考慮到習主席最近重申要提倡供銷社，以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點方法，針對現時本港超級市場價格高昂的弊端和控制物價的需要，生協下應設大型超市和直通國內生產基地及本地農戶的供銷機關，發展產品、採購和物流，為低收入市民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也可以參考國外提供食物銀行券給基層市民的做法，並由生協提供熟食送到獨居老人和病患家中。
這可以紓緩安老院的名額壓力，並增進老年人和病患者的生活素質。另外民間長期有意見要求「醫藥分家」，應考慮設置社區醫院和社區藥房，提供價格低廉的醫藥品。合作化了的基層經濟，將可以一站式地整合資源和提供服務，將基層經濟和社會福利更有效地整合到社會經濟的總體規劃內，使之更能評估和引導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
結語
現代經濟計劃的發展已經超過100年，扛兩次大戰、以及二戰後西歐和東亞的經濟起飛。拙文僅能對這種制度及其在香港的爭論，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作非常概括性總論。出於本人經歷所限，以上的言論偏向學術性，所言之方針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及如何操作，都需要專家斧正。但筆者深信，時至今日，香港非常需要一場關於計劃經濟的新討論，但也絕不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